5）所謂我的問題。在批鬥中，他們除了問我“站哪邊”，就是揭發我的問題。從1958年我來細菌肥料廠工作，到1959年國光藥廠、三星藥廠和細菌肥料廠合並，成立製藥二廠，我在地方已經前後工作了十多年，難免有錯。但回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所揭發的問題，真讓我苦笑不得。小舉幾例：
第一，摔傷有罪。製藥二廠的辦公地點在極樂寺，離公共汽車站很遠，我每天從動物園穿過。那天下班晚了，我和王家賓廠長搭伴兒，從動物園後門進去，出前門再坐公共汽車或無軌電車。那天下午又下了點兒小雨，路滑，中間過拱橋，不料我在小拱橋上滑了下來，摔了個屁股蹲兒。文化大革命中揭發出我腰受傷的事，這成為資產階級貪圖享受之罪。我暗想，這真是驢頭不對馬嘴。
第二，做絲棉被有罪。工人梁××以前在西直門南小街開裁縫鋪，離我家很近，我請她幫我做了一件綠緞子棉襖。因為緞子和絲棉都比較滑，當時也不懂用豆包布。我給她兩個棉襖裏布，讓她用兩塊兒布把絲棉的內外都包好，再用緞子麵罩上做成棉襖。結果，她沒有先包絲棉，她把兩塊兒布都合在一起做了裏子，緞子麵還是直接和絲棉挨在一起。我要求她按我原來要求的做好，卻成了罪狀之二。造反派說，我是故意給人家找麻煩，兩次叫人家給拆了重做就是不尊重人家的勞動。其實，我因為做棉襖認識了梁××，當工廠生產效益好需要招工人時，就把她招到廠裏當了工人。
第三，編造三次脫黨。造反派還造謠，說我每次脫黨都是我丈夫幫我把組織關係接上的。為此，軍管會甘××還特地找我丈夫調查。蔡回答他們：“她有她的組織，和我沒有關係，我也沒有給她要過組織關係。”我告訴他們說：“我在縣裏工作，從這區調那區工作，從來不寫介紹信，怕被敵特弄去。我清楚記得，我在河北省完縣第一區婦女抗日救國會加入共產黨。”他們誣陷我第一次脫黨發生在調任七區婦救會工作時，當時是縣委委員權大個在七區婦救會開小組會上說：“呂景旭同誌黨的關係轉你們小組。”在場的有二田（名田秀玉），還有三田、王育新和我四個人。後來我調六、八兩區工作時，也隻是區委書記李樹仁找我談話，說：“你的黨關係轉來了，在黨內擔任婦委工作。”
誣陷我第二次脫黨，發生在離開完縣，由地方轉到軍隊工作時。當時是縣委組織部長李壽山同誌告訴我說：“把你黨的關係轉到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去了。”我還跟他說：“我不願意到軍隊，那裏沒有女同誌可幹的事。”他向我解釋：“現在根據地縮小，好多女同誌都回家了，地方沒有多少工作做了，還是服從組織安排吧。”我剛到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先到政訓隊學習軍隊政治工作。畢業後，我和程監清二人一塊兒被分到晉察冀軍區後方醫院工作。他當指導員，我當副指導員兼支部書記。後來又調到休養連（住溫堂），那是1942年。一年後即1943年春天，部隊精兵簡政，準備打仗，女同誌除醫務人員外自己想辦法解決工作問題，由部隊供給，有好多女同誌都到後方家屬隊去了。我跑到河北省靈壽縣南營村，找到邊區中學校長卜玉英，和他商量來校上學，他同意了。學習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北方局黨校學習。周榮鑫同誌的夫人劉克義還動員我到管理科工作，不會幹這個可以幹那個。我不同意。沒有別的辦法，隻有向趙振聲（李葆華）告蔡順禮的狀。趙找蔡問道：“你為什麼不讓呂景旭同誌到隊上學習？”他說部隊不要。趙說：“部隊不需要，地方還需要哩！”他沒有辦法，隻能聽從趙振聲同誌的意見。正趕上整風二期招生，我到七大隊學習，支部書記是蔡長元。這個隊的大多數幹部都是從冀中地區來的，有縣長、縣委書記，軍分區司令、副司令、政治部主任等。我們的組長就是十分區的政治部主任李孔亮同誌，副組長是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李振剛同誌，還有史立德等人。學習文件很少，主要是審查幹部、自我檢查，大家討論提意見。學習了一年左右的時間，日本鬼子投降了。學校好熱鬧，大家高興得一夜沒睡覺，打著燈籠、火把慶祝勝利。在這段時間，我雖然輾轉了幾個工作、學習單位，但都是在革命軍隊中，不知為啥，在“文革”時期卻變成了脫黨問題。
所謂第三次脫黨。黨校學習未結束，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我軍進軍張家口。我到北方分局找陳守中同誌，他對我說：“你到市總工會肖明同誌那兒去，他那兒很需要人。”肖明分配我到振華工廠當黨支部書記，後來當了總支部書記，公開身份是指導員。工廠是軍隊被服廠，歸地方黨組織領導，後來上級規定黨組織統一歸軍隊領導。韓××分配我到鞋廠當副廠長，後來又去了張家口市第六區區委工作。當時的六區區委書記是餘一虹（後改為陳一虹），組織部長王於一，宣傳部長李瑞。我在組織部當幹事。傅作義進攻張家口（1947年秋天了）時，區委幹部要在郊區打遊擊。當時我已懷孕六個月，決定回本縣工作。我們撤到萊源就沒有車坐了。幾百裏路，走走停停，走一截路，騎一段毛驢，坐一截子驢車，好不容易11月到了家。我首先到縣委報到，縣委書記孟繼生對我說：“工作沒有問題，先把黨關係帶村裏過組織生活，生產後再分配工作。我把黨的組織關係交給村黨支部關學海同誌，論親戚，他是我叔伯姑姑的兒子，我應該叫他表兄。他在小組會上宣布，我的黨關係轉到村裏了，以後和他們在一起過組織生活。文化大革命一來，造反派們花費了大量的功夫發掘出這段曆史，硬說我沒有帶黨關係到村支部。”我說：“帶到村裏了，咱們說不清，你到我們村裏找關學海問問就清楚了。”過了幾天他們不提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