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我回北京後，給有關單位領導寫了一份材料，××還附了封信。王××認真地對我說：“××同誌在信上作了批示：‘對呂景旭問題認真研究解決。’”我就問王：“你們怎麼認真研究解決？”“反正不能開除黨籍了。”後來，他們給我恢複了黨籍。
赫赫有名的“六廠二校”堅決貫徹執行“四人幫”的極左路線，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還揚言：他們不走了，讓職工相信他們是廠子的主人，跟著他們瞎鬧，以行使他們的權威。結果怎麼樣？還不是灰溜溜地走了。走了也不算完，廠裏職工到部隊找甘××，他們撒謊說：“甘××調東北了”。他不敢見廠裏的廣大職工。
有一年，北京化工三廠黨委書記錢永奇同誌讓我回廠落實政策，造反總部的總後台焦××向我陪禮道歉。當時，我表示：“除王××外，我對所有跟他們跑的職工既往不咎。”二十八昆明，驚天大案1969年11月9號，我乘班機抵達昆明軍區，來到向往已久的祖國美麗的春城。時值初冬，我在北京已經穿上棉襖了，但在昆明，居家時隻需穿上毛衣，出門也不用加外衣，更不用圍圍巾。以後我慢慢了解到，這裏從10月到第二年4月間氣候最好，沒有雨，隻有微風，風刮不進屋子，連站在門坎兒上也不覺得。這兒和北京可不一樣，太陽從東南角升起，映著藍藍的天空，襯托著寬闊的街景，城市中四季鮮花不敗，草木長青，氣候宜人，真是名不虛傳的春城，處處給人一種美的享受。空閑之餘，我還瀏覽了大觀樓，看到了中國最長的對聯；站在西山龍門上眺望青山綠水，感受五百裏滇池飛來眼底的壯麗景觀，依山傍水，好不愜意！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我的心情豁然開朗。
但看到大街的拐角處有很多槍眼、炮洞，這是兩派進行武鬥留下的痕跡。這在北京是看不見的，可見昆明的文化大革命火力真不一般，都動用真槍真炮了。群眾分成兩大派：“八派”，“炮派”。後來，“炮派”輸了，“八派”掌了權，就不叫××副司令回昆明軍區工作。
蔡順禮是在1969年被派到昆明軍區當副政委的，那時，文化大革命正處在此起彼伏的極度混亂中。臨出發之前，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找蔡順禮談話，交待上任後的工作，其中有一條是：上任後給其他副政委、副司令做工作，讓××副司令回昆明軍區工作，當前革命形勢講團結，大家要團結在一起搞好工作。這些話是在蔡被關押後，我才聽有關人員說的。
蔡順禮是個老實人，向來服從組織，領導交待的工作一絲不苟地完成。黃××是代表軍委下達任務，蔡不敢怠慢，到任後向軍區副司令和副政委傳達了黃××的意見。他們當麵都接受了，於是，××副司令回昆明軍區工作了。但很快就有人造謠說，蔡順禮是“炮派”。因為蔡順禮傳達了軍委辦事組對昆明軍區的指示，某些人就把蔡劃為“炮派”，使他以後在昆明軍區的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難。在“文革”那種複雜而混亂的局勢下，人人自危，誰也不知道哪一步會踩上“地雷”。蔡參加革命後，長時間做保衛工作，在工作中得罪過一些人，也有一些人出於各種原因想整蔡。當時，軍委辦事組就有人公報私仇地說，蔡順禮沒有什麼原則，要審查。1972年，譚××案件發生一年後，蔡順禮在北京被隔離審查。
二十八昆明，驚天大案我還清楚地記得譚××案件發生的那天夜裏。深夜不知是幾點鍾，我住的房間電話鈴聲響起，我去接電話，聽到×××秘書急促地說：“我要找首長！”我敲開蔡的房門，對他說：“有緊急電話找你。”他披上衣服去接電話，聽完電話，穿上衣裳就走了。我又回屋睡覺，可是翻來覆去睡不著，就想譚政委的秘書打電話。那麼急，能出什麼事？想了好一陣子，也沒想出什麼來。這天直到午飯時間，蔡都沒有回來，我有點兒納悶了，什麼要緊的事半天也不回來？炊事員說：“大院戒嚴，隻許進，不許出，所以菜都沒買。”“首長吃飯不用擔心，九號（小招待所）會給做飯吃。”
下午兩三點鍾，蔡順禮的秘書×××來到家裏。這時才聽他說，譚××和夫人被害身亡。聽到這個消息，我驚呆了。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首次發生的高級領導人被害事件，這件事震動了全黨、全國、全軍。中央領導非常重視，昆明軍區立即成立了以周興、王必成、蔡順禮為首的專案組，從軍區政治部、保衛部挑選了一批政治可靠、有保衛工作和偵察工作經驗的幹部到專案組搞破案工作，稱為“017”案件。
中央也派了公安部的幾位領導幹部及技術專家來昆明軍區幫助破案。當時，還拘留了一些嫌疑人，經過審查沒有問題很快就放了。
軍區政治部大院裏一個小孩子的話引起了專案組人員的重視。他說，那天早上看見××的爸爸（即王××）從他們家出來。這個消息很重要。專案組進行分析研究，認為王××能回家，他就能進軍區大院。在勘查、搜索現場時，已經掌握了一些破案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