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三支兩軍，六廠二校。
“文革”期間，社會都亂套了，生產也沒有辦法搞了。情況反映到中央毛主席耳朵裏，毛主席提出了“三支兩軍”。中央派來8341部隊對北京六個工廠、兩個學校實行軍管。化工三廠也有幸成為“六廠二校”之一。8341部隊對我廠實行軍管××，以後又與南廠合並，工人擴大到1500人。
我們廠的生產還在繼續，隻是奪了我的權。但副廠長留用，行政照常，廠裏一切照舊。廠裏職工分成兩大派：一派是以王××為首的“造反總部”，另一派是“聯革會”。“造反總部”要打倒我，“聯革會”要打倒焦××。
我們在廠禮堂開全廠職工大會。禮堂坐東朝西，門口在西邊，南北有旁門口。甘××坐在講台上麵向西講話，用右手向北揮動著說：“我們要打倒呂景旭，拿材料來！沒有材料不能打倒！”又用左手向南指揮著說：“你們要打倒焦××，拿材料來！沒有材料不能打倒！”這都是他的原話。在這種號召下，“造反派”查我檔案裏邊有“遇敵”結論材料，根據這條線索給我編織了五條罪狀。第一條說我承認自己是六區婦救會主任。這叫什麼罪狀？婦救會是公開的婦女抗日救國群眾團體，還巴不得向敵人宣傳呢。第二條說我向敵人繳槍了。當時情況緊急，我把槍交給一個耪小苗的農民，叫他用土埋上。但造反派不讓你說真話，你要說真話，他就說你嫁禍於人。其他三條更是無稽之談。造反總部根據他們編造的五條罪狀，派人到河北省完縣找到了抓過我的那個人。他正在縣監獄裏服刑，在威脅、利誘、強迫下，這犯人被迫簽了字。回來後，經造反總部討論不行，簽字材料不能交軍管會，還得再抄一份材料才行。楊××又去逼著抄了一份，這才算有了整我的材料，就交軍管會了。軍管會還親自到監獄審問犯人，他門又威脅犯人說：“軍管會來了，你可不能翻案。翻案罪可不小。”後來，這位楊同誌都向我說明白了。他是執行者，我原諒了他。
當時，我暗自朝笑他們無知。造反派和軍管會領導人根本不懂什麼是叛徒。
有了他們編造的這份材料，全廠開始轟轟烈烈地打叛徒了，大字報滿天飛，大會小會天天鬥。有一天，鬥爭會高達七次。胡××更瘋狂，高興得眉飛色舞，口裏大喊大叫：“叛徒！這回你可逃脫不了！非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
甘××自認為在化工三廠立了大功，抓出了在黨內隱藏多年的“大叛徒”，搞得滿城風雨，讓不明真相的職工跟著他跑。雖然他帶領著部分人折騰，但是，群眾是心明眼亮的。我雖然來廠不久，但還是有不少好朋友、好同事，有些同誌為我挨鬥打抱不平，造反派公開質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要保呂景旭？”有的同誌說：“我看她沒有問題……就保她。”甘××對正確意見根本聽不進去。
有一天在食堂開鬥爭會，牆根裏靠著一塊兒木板子，上麵貼著一張人像畫。真奇妙，畫像一米多高，胸前寫著“叛徒呂景旭”。但畫像本身倒很像劉胡蘭，仰頭，挺胸，勇往直前。我看著這張畫，揣摩著畫家的用意。我欣賞它的妙處。
除了大會、小會鬥，亂上綱、上線外，王××還多次找我談話，逼我承認上麵的五條罪狀，並經常威脅我說，不承認要坐牢進監獄。我暗自想著，這叫什麼罪狀？人在屋簷下，怎能不低頭？我違心地承認了這些罪狀。這還不算完，還要繼續做檢查。
當時，《人民日報》批判“叛徒”徐鳳，我把報紙上的材料抄在我的檢討中。王××就說，對錯誤有認識了，可以回家了。軍管會召開全廠職工大會，討論對“叛徒”的處罰，我被開除黨籍，當了普通工人。1969年，我愛人調到昆明軍區工作，任職後登報了，全廠職工都知道。小馬同誌好心勸我：“你愛人調走了，你還不快點兒跟他走！離開這是非之地。”我說：“我還想和他們鬥到底哩。”“你現在鬥不過他們，權在人家手上，躲開他們好好養養身體再和他們鬥也不遲。你不是他們單位的人，他們管不著你。”她說得有道理。可是又一想，戴個叛徒帽子到昆明會給愛人丟臉。但如果鬥下去，什麼時候是個頭兒？最後決定，還是先離開這個鬼地方遷到昆明去，將來還可以向上級告狀。甘××叫廠勞動科畢克忠帶我到北京市勞動局開個普通工人的介紹信，但勞動局不給開這種介紹信，他沒有辦法，隻好給我開了14級幹部介紹信。
我1969年11月9號到達昆明軍區。10號，我給甘××寫了封信。他回信說：“你的問題是板上釘釘，是翻不了案的。”後來，我拿甘的回信給化工局趙局長看，他笑了起來。
在我離開化工三廠前秤了一下體重，長到了100斤，這是從未有過的。我每天除了吃飯、勞動就是睡覺，也不想工作上的問題，沒有思想負擔，晚上休息時還打了幾件毛衣，也算因禍得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