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在軍事委員會下設公安部，並任命羅瑞卿為部長。羅瑞卿部長親自起草，經軍委同意，公安部設六個局一個廳：分別為政治保衛局、經濟保衛局、邊防保衛局、武裝保衛局、治安保衛局、人事局及辦公廳，調65軍副政委蔡順禮任武裝保衛局局長。開國大典前，我隨部隊進入北京，在公安部武裝保衛局工作。
進城後，敵我鬥爭仍很尖銳。由於北京曾被日本鬼子占領，又經曆了國民黨的統治，國民黨撤退時有不少特務潛伏下來。由於當時戰爭尚未結束，社會不穩定，他們也趁機破壞搗亂。那時，公安部辦公廳每天都發簡報，通報北京的治安問題。記得多數敵情發生在北京西南宣武門外地區，那裏居住的人群較為複雜，便於特務隱藏及搞破壞後逃逸。
1950年，全國範圍的內戰基本結束，軍隊縮編。大批幹部轉業到地方工作，參加新中國的建設。隨著社會主義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幹部隊伍中也出現了一些貪汙腐化的問題。這時，中央決定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稱為“三反運動”。
也有搞過頭的地方，在有些單位，不是打擊敵人，而是對自己人開火了。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文化程度稍微高一點兒，被分配到某文化部門當辦公室主任，在那些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他很不受歡迎。“三反運動”中，他生了個兒子，他愛人說：“你給孩子起個名字吧。”他說：“現在搞三反運動，熱火朝天的，就叫‘三反’吧。”單位知道這事後，認為他給兒子起名“三反”就是反對三反，反對三反就是反革命，後兒子隻好改名為“冬青”。但還是有人上報給了領導，他被定為反革命，開除黨籍，撤職查辦。後來可能覺得處分過分了，又分配這位老幹部到××博物院當行政處長。可處長不是黨員怎麼工作？於是黨支部研究工作時，開支部擴大會，吸收他參加。那時，人們“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特別緊。他愛人說：“這刀不快了，切餃子餡切不動，你給磨磨吧。”單位又向領導報告說，他磨刀要殺人了。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成立。羅榮桓任主任，傅鍾、肖華任副主任。公安部武裝保衛局（五局）兼總政治部保衛部主管全軍保衛工作，由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兼任部長，蔡順禮任副部長，由公安部和總政治部雙重領導，歸中央公安部建製。1952年，公安部武裝保衛局（五局）劃歸總政治部保衛部建製。後楊奇清調中南局任公安廳長，蔡順禮升任部長。
當時，武裝保衛局直接管轄的部隊隻有糾察總隊和治安軍。我曾去過糾察總隊。每次下部隊工作，都使我很為難，因為部隊營房沒有女廁所，非常不方便。因此，我總想到地方工作。
1953年，中央軍委決定：除了專業技術幹部和醫務人員外，其他黨政女幹部一律轉業到地方工作。於是，我趕緊聯係單位。
建工部當時周榮鑫是部長，我不能去，怕人家說走後門，給人家添麻煩。我於是選擇了二機部。我報到後，第二機械工業部就讓我到第四局幹部處領導幹部科任副科長，主管科長、車間主任、處長，代管部裏管局級幹部的生活。
機關的事情複雜，我不習慣。更糟糕的是，機關的業餘學習沒人重視。我在這工作了五年，年年開學，年年初中。剛開學人挺多的，沒過幾天一個人也沒有了。我還年輕，還想多學一點兒知識，多做貢獻，我曾經在外邊找了一個青年補習學校學習了一段時間。
製藥二廠
1958年，中央號召發展地方工業。北京市政府到我們二機部選調幹部，我要求做一些實際工作，就被調到北京市化工局，化工局分配我到地方國營細菌肥料廠做黨支部書記。
細菌肥料賣得挺火，我來廠不到一個月，廠裏就擴招了七百多名工人，黨員也隨之增加到六十人左右，於是設立中國共產黨總支部，下設三個黨支部，兩個生產車間各一個黨支部，機關和動力車間設一個黨支部。沒有想到的是，僅一年後，細菌肥料就賣不出去了。原因是多方麵的，主要是因為有了化學肥料。化工局就決定把兩個藥廠和細菌肥料廠並過來，改造成地方國營製藥二廠。
1959年雨季，國光製藥廠、三星製藥廠和地方國營細菌肥料廠合並組成製藥二廠。合並後的製藥二廠成為北京市生產西藥製劑的最大工廠，行政上歸屬北京市化工局領導，黨組織歸中共海澱區委領導，我任黨委書記。製藥二廠主要由三個製藥車間組成：位於極樂寺的一車間生產油水酊膏製劑，位於新街口八寶胡同的第二車間生產粉劑產品，位於鼓樓前義溜河沿兒的第三車間生產注射劑。廠部定在極樂寺，全廠職工八百餘人，中共黨員八十餘人，共青團員一百二十餘人。
細菌肥料產品和藥品種類一下子就增加了二十幾個，有油、酊、水、膏、大輸液劑、粉和片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