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在企業不是獨立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如果政府調節的目標是促進社會資源的配置趨向合理，那麼政府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設法讓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而不是對資源配置的過度調節，否則，資源配置的不合理狀況將會加劇。
三、“警戒線”的設置和“最後手段”的備用
不管經濟是否處於非均衡條件之下，也不管這種經濟的非均衡是屬於上述第一類還是屬於上述第二類，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或在經濟調節過程中，有兩件事是不能忽略的，一是在經濟方麵設置“警戒線”，二是在經濟方麵保留著“最後手段”並準備在必要時加以運用。這兩件事充分表明了政府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
這裏所說的經濟方麵的“警戒線”，是指政府根據預定的目標以及發展規劃，從經濟穩定、經濟增長、社會協調的角度來考慮，製定必須采取幹預措施的限界。這意味著，如果經濟運行在這一限界(即“警戒線”)之內，即使經濟中有某種不穩定的表現，經濟增長過程中有某些不足之處，或社會協調方麵存在著某些問題，政府仍然可以不幹預經濟，而讓市場去處理經濟中的上述問題。如果經濟運行越過了這一限界(即“警戒線”)，政府將有責任對經濟進行調節，使經濟運行回到“警戒線”之內。
政府在經濟方麵設置“警戒線”，實際上是使自己處於主動的地位，即政府掌握了調節經濟的主動權。政府可以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決定是否采取調節措施，采取什麼樣的調節措施，調節措施的強度如何，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可以取消已經采取的調節措施。換言之，在政府不必進行調節時，政府不進行調節；在政府可調節可不調節時，視具體情況而決定是否調節；隻有在政府非調節不可時才進行調節——這些都體現了政府行為的適度和政府調節的靈活性。
“警戒線”本身不僅是可變的，而且還可以有一定的彈性，即一定的上下限。當政府把所要達到的目標分解為各個具體的指標時，政府所設置的“警戒線”也就分解為與各個具體指標相聯係的“警戒線”。比如說，在失業率、物價上漲率、財政赤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外債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等方麵，都可以有一定的上下限。在“警戒線”的上下限之間，屬於政府可調節可不調節之列。與每一個具體指標相聯係的“警戒線”的上下限，將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製定。
這裏所說的政府在經濟方麵保留著“最後手段”並準備在必要時加以運用，是指除了通常運用的財政調節、金融調節、價格調節、彙率調節等手段以外，政府在必要時還可以動員一切非常規的手段來幹預經濟生活。非常規的手段，包括價格和工資的管製措施、外貿和外彙的管理措施、緊急或特別的稅收措施、商品的配給措施，以及對某些經濟活動的特殊管製措施等等。非常規的手段還包括物價凍結、收入凍結、外彙凍結等。政府保留這些非常規的手段並準備在必要時運用，決不意味著政府可以輕易地運用它們。要知道，這些“最後手段”的存在，表明了政府調節經濟的決心和力量，表明了政府決不會聽任經濟無休止地惡化下去。這是政府可以運用的一劑烈藥。它的副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價格和工資的管製、外貿和外彙的管製等等，都是對經濟正常運行有害的調節措施，是對市場機製的破壞。尤其是物價凍結、收入凍結、外彙凍結等，都會導致社會震蕩，不利於資源配置的合理化。因此，輕易地運用這些調節手段，無疑會給經濟帶來損失。但即使如此，政府仍然需要保留這些“最後手段”，並準備在必要時運用它們，這是從“兩害相比取其輕”的角度來考慮的。
假定經濟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瀕臨於解體或大動蕩的關鍵時刻，常規的經濟調節手段已經被證明效果不大或基本上不起什麼作用了，在這種關鍵時刻，政府麵臨著如下選擇：或者讓經濟的大動蕩繼續下去，聽任經濟遭受更加嚴重的損失，或者使市場機製的作用受到某種破壞，但為了整個經濟的長遠利益，政府運用非常規的調節手段來進行非常規的調節。政府必須選擇後者而放棄前一種選擇。再說，經濟問題往往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結合在一起。諸如失業率過大、物價上漲率過大、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嚴重不足等等，都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它們同時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從社會安定和政局穩定的目標來看，政府保留這種“最後手段”也是符合社會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