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聲沉重的曆史喟歎——讀王彬《舊...(1 / 2)

王彬師不久前從並不遙遠的京城寄來散文集《舊時明月》(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一冊,要我隨便翻翻,如有興致的話,也不妨說點什麼。難得這幾日閑暇,便拿起這本散文集隨意翻看,卻誰知這一翻,居然還就放不下了,索性用了整整一天時間,把這本約略有十五萬字的散文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掩卷沉思,方才意識到這本看似輕薄的散文集其實讀起來並不輕鬆。王彬在對曆史場景的憑吊中所發出的那一聲人生喟歎,帶給讀者的實際上是一種異常沉重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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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文體的意義上看,散文這種文體恐怕是最難以定位的一種。你看,不管是小說,還是詩歌、戲劇,甚至就包括評論在內,其形式特征都是非常明顯的,唯有散文,缺少的正是這樣的一種本質規定性。以至於,我們都可以說,舉凡文章,除了可以被歸入小說、詩歌、戲劇、評論這樣幾種文體的,其他無論是敘事性、抒情性、議論性的,皆可以被歸入到散文的行列之中。正因為散文是一種文體規定性相對寬泛的文體,所以,怎樣才能更加準確地衡量評價散文作品藝術品質的好壞,自然也就成了一個問題。鄙人並非散文研究方麵的專家,當然不可能給出什麼才算得上是好散文的評價標準來,但根據我多年來的閱讀體會,我覺得,大凡好的散文,都脫不了以下兩點,一是見識的高明,二是文字的雅訓。王彬的這本《舊時明月》,在這兩個方麵就都有著非常出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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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具體分析王彬散文的這兩方麵特色之前,卻還有必要首先說一說他這本散文集的歸類問題。之所以特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在散文集的前言裏,王彬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席話:“時下的散文,依我看,大致可以分為輕鬆和厚重兩類。前一類稱之為什麼,似乎沒有統一的說法,後一類按通常的說法,叫文化散文。有朋友將我的散文歸入此類,我是心存疑慮的,是否還可以有另一種劃分呢?這倒不是刻意反對,而是如魯迅先生所說‘心裏是這麼蕪雜’,並沒有其他意思。”雖然說不在意,但恥於自己的散文與所謂的“文化散文”為伍之情,卻仍然是溢於言表的。我想,作家之所以會有如此一種不無強烈的想法,很可能與那位號稱“文化散文”旗手的日漸臭名昭著有關。從王彬本人的散文創作實際出發,把他的這一類散文理解命名為一種讀史散文,或許還是很有幾分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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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說王彬的此類散文是讀史散文,是因為他的這些散文的觸發點均與某種曆史文化的遺跡有關。從對於曆史遺跡的尋訪憑吊出發,切入對於曆史事件或者曆史人物的回顧談論,在回顧談論的過程中更進一步地生發出對於某一具體曆史人物具有現代性意味的重新衡估評價,可以說是王彬此類散文基本的運思軌跡。正因為對於曆史事件或者曆史人物的重新評價,事實上已經構成了王彬此類散文的核心所在,所以,把它命名為一種讀史散文,我覺得也是未嚐不可的。我們前邊所謂見識的高明,其實就更多地體現於作家對於曆史事件或者曆史人物的重新理解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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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一篇《沈園香碎》,寫的是作者到紹興憑吊魯迅與陸遊故居時的所思所想。雖然憑吊的是中國現代與古代的兩位大文豪,但王彬的思想落腳點,卻落到了朱安和唐婉這兩位與大文豪密切相關的女性身上。通過對不同時代兩位女性不幸命運的尋繹,王彬強有力地表現出在女性命運問題上的一種深切思考。先是朱安,“同樣,魯迅也是別人送給她的一件禮物。她又該如何?用今人的眼光,不被丈夫憐惜的女人是最痛苦的女人。但朱安是個舊式的女人,甚至不如九百年前的唐婉,選擇了一條比唐婉還古老的道路。隻是有一次抱怨:‘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始終不同我說話,怎麼會有兒子呢?’我常常奇怪,對於朱安這樣的女人,研究魯迅的專家們為什麼不去注意。他們花費了那樣多的筆墨去研究孔乙己、阿Q、祥林嫂,那些虛構的悲劇人物,為之重重地歎息。卻沒有人去研究現實中的悲劇人物,怎麼會是這樣的呢?”人們總是習慣於強調魯迅曾經飽受封建婚姻之苦,然而,又有幾個人會注意到朱安的存在呢?又有幾個人去體味打量過朱安內心深處的苦楚呢?在這個意義層麵上,王彬的發現雖不能說是振聾發聵,但其中一種悲憫情懷的傳達,卻也還是足以讓人心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