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對於誌摩之死所更覺得可惜的是人的損失。文學的損失是公的，公攤了時個人所受到的隻是一份，人的損失卻是私的，就是分擔也總是人數不會太多而分量也就較重了。照交情來講，我與誌摩不算頂深，過從不密切，所以留在記憶上想起來時可以引動悲酸的情感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對於誌摩的人的悼惜也並不少。的確如適之所說，誌摩這人很可愛，他有他的主張，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許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態度和說話總是和藹真率，令人覺得可親近，凡是見過誌摩幾麵的人，差不多都受到這種感化，引起一種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點也好像臉上某處的一顆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隻令人微笑點頭，並沒有嫌憎之感。有人戲稱誌摩為詩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實在這些戲弄裏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舉發從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派別的作家加以攻擊，我相信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隻是誌摩的階級之故，而決不是他的個人。適之又說誌摩是誠實的理想主義者，這個我也同意，而且覺得誌摩因此更是可尊了。這個年頭兒，別的什麼都有，隻是誠實卻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國裏恐怕也不會有了罷，誌摩卻還保守著他天真爛漫的誠實，可以說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我們平常看書看雜誌報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偉大的說誑，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社會瑣聞，不是恬然地顛倒黑白，便是無誠意地弄筆頭，其實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別人相信，隻覺得非這樣地說不可，知識階級的人挑著一副擔子，前麵是一筐子馬克思，後麵一口袋尼采，也是數見不鮮的事，在這時候有一兩個人能夠誠實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現出來，無論這是那一種主張，總是很值得我們的尊重的了。關於誌摩的私德，適之有代為辯明的地方，我覺得這並不成什麼問題。為愛惜私人名譽起見，辯明也可以說是朋友的義務，若是從藝術方麵看去這似乎無關重要。詩人文人這些人，雖然與專做好吃的包子的廚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總之小德逾閑與否於其藝術沒有多少關係，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過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載道派的藝術家，以教訓指導我們大眾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們在同樣謙恭地接受他的藝術以前，先要切實地檢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須得謹防上他的當。現今中國的先知有幾個禁得起這種檢察呢，這我可不得而知了。這或者是我個人的偏見亦未可知，但截至現在我還沒有找到覺得更對的意見，所以對於誌摩的事也就隻得仍是這樣地看下去了。
誌摩死後已是二十幾天了，我早想寫小文紀念他，可是這從那裏去著筆呢？我相信寫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無的，真的深切的感情隻有聲音，顏色，姿勢，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語便有點兒可疑，何況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我想應該是禪，是個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或者一聲“且道”，如棒敲頭，夯地一下頓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我們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經驗，如戀愛和死生之至歡極悲，自己以外隻有天知道，何曾能夠於金石竹帛上留下一絲痕跡，即使呻吟作苦，勉強寫下一聯半節，也隻是普通的哀辭和定情詩之流，那裏道得出一分苦甘，隻看汗牛充棟的集子裏多是這樣物事，可知除聖人天才之外誰都難逃此難。我隻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還隻得寫，結果還隻能寫出一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歎息。這篇小文的次序和內容差不多是套適之在追悼會所發表的演辭的，不過我的話說得很是素樸粗笨，想起誌摩平素是愛說老實話的，那麼我這種老實的說法或者是誌摩的最好紀念亦未可知，至於別的一無足取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於北平。
半農紀念 《苦茶隨筆》
七月十五日夜我們到東京，次日定居本鄉菊阪町。二十日我同妻出去，在大森等處跑了一天，傍晚回寓，卻見梁宗岱先生和陳女士在那裏相候。談次陳女士說在南京看見報載劉半農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們聽了覺得不相信，徐耀辰先生在座也說這恐怕是別一個劉複吧，但陳女士說報上記的不是劉複而是劉半農，又說北京大學給他照料治喪，可見這是不會錯的了。我們將離開北平的時候，知道半農往綏遠方麵旅行去了，前後相去不過十日，卻又聽說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雖然本來是不可測的，但這實在來得太突然，隻覺得出於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別無什麼話可說。
半農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這回半農的死對於我是一個老友的喪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這很難用筆墨記錄下來。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這種悲哀總是淡泊而平定的，與夫婦子女間沉摯激越者不同，然而這兩者卻是同樣地難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如我同半農要疏一點，那麼我就容易說話，當作一個學者或文人去看，隨意說一番都不要緊。很熟的朋友卻隻作一整個的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想分析想挑選了說極難著手，而且褒貶稍差點分量，心裏完全明了，就覺得不誠實，比不說還要不好。荏苒四個多月過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寫了一封信給半農的長女小蕙女士外，什麼文章都沒有寫，雖然有三四處定期刊物叫我做紀念的文章，都謝絕了，因為實在寫不出。九月十四日，半農死後整兩個月，在北京大學舉行追悼會，不得不送一副挽聯，我也隻得寫這樣平凡的幾句話去：
十七年爾汝舊交，追憶還從卯字號。
廿餘日馳驅大漠，歸來竟作丁令威。
這是很空虛的話，隻是儀式上所需的一種裝飾的表示而已。學校決定要我充當致辭者之一，我也不好拒絕，但是我仍是明白我的不勝任，我隻能說說臨時想出來的半農的兩種好處。其一是半農的真。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麵卻是天真爛漫，對什麼人都無惡意。其二是半農的雜學。他的專門是語音學。但他的興趣很廣博，文學美術他都喜歡，做詩，寫字，照相，搜書，講文法，談音樂。有人或者嫌他雜，我覺得這正是好處，方麵廣，理解多，於處世和治學都有用，不過在思想統一的時代自然有點不合式。我所能說者也就是極平凡的這寥寥幾句。
前日閱《人間世》第十六期，看見半農遺稿《雙鳳凰專齋小品文》之五十四，讀了很有所感。其題目曰《記硯兄之稱》，文雲：
餘與知堂老人每以硯兄相稱，不知者或以為兒時同窗友也。其實餘二人相識，餘已二十七，豈明已三十三。時餘穿魚皮鞋，猶存上海少年滑頭氣，豈明則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也。越十年，紅胡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李丹忱捕，餘與豈明同避菜廠胡同一友人家。小廂三楹，中為膳食所，左為寢室，席地而臥，右為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硯寫文而已，硯兄之稱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餘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間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為民國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歸，今日思之，亦如夢中矣。
這文章寫得頗好，文章裏邊存著作者的性格，讀了如見半農其人。民國六年春間我來北京，在《新青年》中初見到半農的文章，那時他還在南方，留下一種很深的印象，這是幾篇《靈霞館筆記》，覺得有清新的生氣，這在別人筆下是沒有的。現在讀這遺文，恍然記及十七年前的事，清新的生氣仍在，雖然更加上一點蒼老與著實了。但是時光過得真快，魚皮鞋子的故事在今日活著的人裏隻有我和玄同還知道吧，而菜廠胡同一節說起來也有車過腹痛之感了。前年冬天半農同我談到蒙難紀念，問這是那一天，我查舊日記，恰巧民國十六年中有幾個月不曾寫，於是查對《語絲》末期出版月日等等，查出這是在十月二十四，半農就說下回我們要大舉請客來作紀念，我當然讚成他的提議。去年十月不知道怎麼一混大家都忘記了，今年夏天半農在電話裏還說起，去年可惜又忘記了，今年一定要舉行。然而半農在七月十四日就死了，計算到十月二十四恰是一百天。
昔時筆禍同蒙難，菜廠幽居亦可憐。
算到今年逢百日，寒泉一盞薦君前。
這是我所作的打油詩，九月中隻寫了兩首，所以在追悼會上不曾用，今見半農此文，便拿來題在後麵。所雲菜廠在北河沿之東，是土肥原的舊居，居停主人即土肥原的後任某少佐也，秋天在東京本想去訪問一下，告訴他半農的消息，後來聽說他在長崎，沒有能見到。
還有一首打油詩，是擬近來很時髦的瀏陽體的，結果自然是仍舊擬不像，其辭曰：
漫雲一死恩仇泯，海上微聞有笑聲。
空向刀山長作揖，阿旁牛首太猙獰。
半農從前寫過一篇《作揖主義》，反招了許多的咒罵。我看他實在並不想侵犯別人，但是人家總喜歡罵他，仿佛在他死後還有人罵。本來罵沒有什麼要緊，何況又是死人，無論罵人或頌揚人，裏邊所表示出來的反正都是自己。我們為了交誼的關係，有時感到不平，實在是一種舊的慣性，倒還是看了自己反省要緊。譬如我現在來寫紀念半農的文章，固然並不想罵他，就是空虛地說上好些好話，於半農了無損益，隻是自己出乖露醜。所以我今日隻能說這些閑話，說的還是自己，至多是與半農的關係罷了，至於目的雖然仍是紀念半農。半農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悼惜他的死。在有些不會趕時髦結識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喪失實在是最可悼惜的事。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於北平苦茶庵記。
隅卿紀念 《苦茶隨筆》
隅卿去世於今倏忽三個月了。當時我就想寫一篇小文章紀念他，一直沒有能寫，現在雖然也還是寫不出，但是覺得似乎不能再遲下去了。日前遇見叔平，知道隅卿已於上月在寧波安厝，那麼他的體魄便已永久與北平隔絕，真有去者日以疏之懼。陶淵明《擬挽歌辭》雲：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何其言之曠達而悲哀耶。恐隅卿亦有此感，我故急急地想寫出了此文也。
與隅卿相識大約在民國十年左右，但直到十四年我擔任了孔德學校中學部的兩班功課，我們才時常相見。當時係與玄同尹默包辦國文功課，我任作文讀書，曾經給學生講過一部《孟子》，《顏氏家訓》和幾卷《東坡尺牘》。隅卿則是總務長的地位，整天坐在他的辦公室裏，又正在替孔德圖書館買書，周圍堆滿了舊書頭本，常在和書賈交涉談判。我們下課後便跑去閑談，雖然知道妨害他的辦公，可是總不能改，除我與玄同以外還有王品青君，其時他也在教書，隨後又添上了建功耀辰，在一起常常談上半天。閑談不夠，還要大吃，有時也叫廚房開飯，平常大抵往外邊去要，最普通的是森隆，一亞一，後來又有玉華台。民十七以後移在宗人府辦公，有一天夏秋之交的晚上，我們幾個人在屋外高台上喝啤酒汽水談天一直到夜深，說起來大家都還不能忘記，但是光陰荏苒，一年一年地過去，不但如此盛會於今不可複得，就是那時候大家的勇氣與希望也已消滅殆盡了。
隅卿多年辦孔德學校，費了許多的心，也吃了許多的苦的。隅卿是不是老同盟會我不曾問過他，但看他含有多量革命的熱血，這有一半蓋是對於國民黨解放運動的響應，卻有一大半或由於對北洋派專製政治的反抗。我們在一起的幾年裏，看見隅卿好幾期的活動，在“執政”治下三一八時期與直魯軍時期的悲苦與屈辱，軍警露刃迫脅他退出宗人府，不久連北河沿的校舍也幾被沒收，到了“大元帥”治下好像是疔瘡已經腫透離出毒不遠了，所以減少沉悶而發生期待，覺得黑暗還是壓不死人的。奉軍退出北京的那幾天他又是多麼興奮，親自跑出西直門外去看姍姍遲來的山西軍，學校門外的青天白日旗恐也是北京城裏最早的一張吧。光明到來了，他回到宗人府去辦起學校來，我們也可以閑談了幾年。可是北平的情形愈弄愈不行，隅卿於二十年秋休假往南方，接著就是九一八事件，通州密雲成了邊塞，二十二年冬他回北平來專管孔德圖書館，那時複古的濁氣又已彌漫中國，到了二十四年春他也就與世長辭了。孔德學校的教育方針向來是比較地解放的向前的，在現今的風潮中似乎最難於適應，這是一個難問題，不過隅卿早死了一年，不及見他親手苦心經營的學校裏學生要從新男女分了班去讀經做古文，使他比在章士釗劉哲時代更為難過，那也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了罷。
隅卿的專門研究是明清的小說戲曲，此外又搜集四明的明末文獻。末了的這件事是受了清末民族革命運動的影響，大抵現今的中年人都有過這種經驗，不過表現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寫到清乾隆帝必稱曰弘曆亦是其一。因為這些小說戲曲從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稱曰不登大雅文庫，後來得到一部二十回本的《平妖傳》，又稱平妖堂主人，嚐複刻書中插畫為箋紙，大如冊頁，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別有一種畫箋，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居南方時得話本二冊，題曰《雨窗集》《欹枕集》，審定為清平山堂同型之本，舊藏天一閣者也，因影印行世，請兼士書額雲雨窗欹枕室，友人或戲稱之為雨窗先生。隅卿用功甚勤，所為劄記及考訂甚多，平素過於謙退不肯發表，嚐考馮夢龍事跡著作甚詳備，又抄集遺文成一卷，屢勸其付印亦未允。吾鄉朱君得馮夢龍編《山歌》十卷，為《童癡二弄》之一種，以抄本見示令寫小序，我草草寫了一篇，並囑隅卿一考證之，隅卿應諾，假抄本去影寫一過，且加丹黃，及亦未及寫成，惜哉。龍子猷殆亦命薄如紙不亞於袁中郎，竟不得隅卿為作佳傳以一發其幽光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