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馬木配體後，我和馬老太太直接去了馬畢左家，可她家的門上卻上了鎖。聽隔壁人說，這幾天她媽媽去世，她回家奔喪了。
三天後，我和馬老太太正在大酋長家廚房做飯，馬畢左急火火地趕來：“巴麗薩，聽說你找過我？一定是有事吧？”
我一看，這時候與她聊家常似乎很不合時宜，便對她說：“沒什麼大事，你先回家，過幾天再說吧。”
可是這個馬畢左是個急性子，說起話來快人快語，她人很胖，走起路來直晃悠，人已經坐下半天了，還一個勁兒地喘氣。她一聽我說過幾天再說，急了：“沒事，沒事，現在說吧，反正這會兒我沒事兒。”
這時老太太也說：“既然人家來了，你們就聊一會兒，馬畢左有文化，你聽她英語講得多好，她上過學，是富家人。”
我對她說：“好吧，給我講講你們家的情況吧。”
“我們家的情況？你讓我來是要我講這個，為什麼？”看來馬畢左與那些老實巴交的村民的確有所不同，在我與所有人聊天的時候，從沒人問過我為什麼。我說：“我想把我在塔巴姆看到和聽到的一切寫一本書，把你們的生活介紹給中國人。”
“這是真的？太好了！那你寫寫我們家吧，我家過去可是有錢的人家，我們10個兄弟姐妹都上過學，後來我爸爸死了，家裏就越來越不行了。”
“你爸爸是酋長嗎？當時家裏有多少財產？”我問。
“我爸爸在南非的德班是管修公路的，每月都能往家拿回錢來，我記得小時候家裏有700多隻綿羊、500多隻山羊、10匹馬、22頭牛和17頭驢，還有3間很大的房子，這在我們馬哈布（MAKHAPUNG）是沒有第二家的。我很幸運，從1952年到1962年，也就是6歲到16歲，我上了10年學。1963年我17歲那年嫁給我丈夫莫斯無瓦（MOSIUOA），他從1960年就在南非當礦工，所以我們結婚時他給了很多聘禮。後來我們生了孩子，日子一直過得很好。直到1978年9月，有一天我丈夫突然從南非回來，說是胃疼，但我看他咳得很厲害，去鎮上醫院檢查後才知道是得了TB。我一聽當時兩腿都嚇軟了，得這種病是很難治的，後來，我帶著他到處求醫，但他最終還是不到一年就走了。他走的時候是1979年5月，才39歲。從那之後，我和孩子們的生活就不行了。”
“你家有幾個孩子？”我問她。
“5個。”
“你丈夫走的時候，孩子還很小吧，你一個人帶著她們又沒有生活來源，一定很難吧？”
“當時大孩子才13歲，老二也才10歲，老三才6歲，老四更可憐，她剛出生，爸爸就走了。”
“那麼老五呢？”我這麼一問，她好像發現說漏了嘴，支支吾吾地沒接我的話。
我知道黑人都很直率，就直截了當地問她：“老五是不是男朋友的孩子？現在多大了？”
“力斯左（LITSITSO）是我和男朋友生的孩子，今年已經19歲了，很懂事，現在隻有她在我身邊，其他孩子都出嫁了，我生的全是女孩兒，到老了日子就不好過了。”她不肯對我講那男人是誰，隻是說：“反正他已經死了，說這些已經沒用了。”
“那個男人有家嗎？”我問她。
“他有家，沒有女人，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有什麼用，我實在不忍心看他活得無依無靠，就決定給他生個孩子，誰知他命太短，孩子才8歲，他就死了，要是他現在還活著，看到女兒這麼大了，該多高興呀。都是他娶的那女人不好，自己生不出孩子，把丈夫的魂也勾走了。”
在男權社會裏，不孕的女人的命運注定是悲苦的。而現代社會的“丁克”家族都是夫妻雙方主動不要孩子。我想，隻有走進現代文明才能改變這些悲苦女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