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婦女聽罷，遲疑了一下，終於把我們讓進了屋。
真要往裏邁腳時，我的心卻突然懸了起來，心跳也不由地加快，連手上握著的相機都覺得沉甸甸的。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跟著老太太走進的病人的家。
黑黢黢的屋子不大，裏麵空空蕩蕩的，屋子的正中央，地上躺著一個蓋得嚴嚴實實的人。她頭朝裏，腳朝外，在她的頭頂上方，有一個燒著柴火的爐子，周圍七零八散地擺放著鍋和盤子。屋裏僅有的家具是一條長凳子，於是，我和馬丹給索被讓到了這條凳子上坐下。而那婦女很自然地坐在了病人的褥子上。此刻我和老太太離眼前的艾滋病人也不過兩三米的距離。
“你家有病人？”我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地問。可她聽不懂英語，便疑惑地看了看老太太。這時老太太替她說：“這是她的大女兒。”
“她得的什麼病？”我又問她。
老太太翻譯過去之後，她並沒有回答。隻是不停地用手為女兒掖著已經蓋得很嚴實的被子，一直沒有抬頭。
屋裏的氣氛很沉悶。這時，我定了定神，睜大了眼睛，仔細地看了看躺在眼前的病人。她身蓋一條褪了色的花毛毯，頭裹白布，緊閉雙眼，臉色灰紫，顴骨高聳，隻剩下皮和骨頭了。她直挺挺地躺在一塊隻有一寸厚的墊子上，一動也不動，若不是常發出陣陣咳嗽聲，儼然就是一具橫躺在屋裏的僵屍。由於她長期臥床，屋裏散發著一股酸臭的氣味。她不斷地咳嗽，使整個屋子仿佛彌漫著病菌。盡管我知道艾滋病並不通過空氣和一般的接觸傳染，但仍然不敢喘大氣，生怕吸進了病菌。
這時老太太很機靈地假裝問了我一句：“巴麗薩，你不是帶了很多中國藥嗎？能不能治她的病？”
我趕緊接過話茬對那婦女說：“如果你能告訴我她得的是什麼病，興許我能給她拿些有效的藥來。”
馬丹給索邊替我翻譯著，邊添油加醋地說中國藥怎麼好，怎麼見效。
其實，她得的什麼病已是人人皆知，我不過是想從她家人的口裏再證實一下。
“她得的是‘滿都’。”她媽媽說。
“什麼是‘滿都’？”我不解地問老太太。
“是腿上的病，所以她不能走路，隻能躺著。”老太太說完，向我擠了一下眼，示意她媽媽說了假話。
我對她的回答很失望，但又一想，今天她能讓我進這個家門，已經很不錯了，至於拍照片是下一步的事。
我坐在屋裏並沒急著走，想跟她媽媽聊一聊。盡管馬丹給索不大情願陪我待下去，但沒有她當翻譯，我們無法交流。
“泰畢斯是她的大女兒，1994年查出的‘滿都’，今年5月份她突然帶著最小的孩子回到塔巴姆。剛回來還能走幾步。但老是咳嗽、拉肚子。到了7月初，身體越來越虛弱，一步也走不成了，每天隻能躺在床上。她老說渾身疼，也不想吃東西。這個月就更重了，連翻身都困難。話也很少說了。”
她說的全是病情，該不是把我當成醫生了吧。
說著，她媽媽從牆角拿過幾個發黃的紙包，讓我看。
“這些是泰畢斯吃的藥，鎮上醫院的大夫三個星期來一次。”馬丹給索向我解釋道。
接著她又說：“她媽媽想跟你要點中國藥。”
“可她沒跟我說實話，再說我哪有治這病的藥。想治病隻有上美國，或南非也行，起碼要花幾十萬或上百萬，她連飯都吃不飽，哪兒還有錢呢。”
我以為用英語說這些話，她們聽不懂，誰知，這時躺在地上的泰畢斯突然微微地睜開了眼睛，側了一下頭，朝我斜了一眼，但沒有任何表情。這時，老太太用胳膊捅了我一下，轉過臉，像是暗示似的對我說：“人家泰畢斯當過老師，ENGLISH GOOD（英語好）。”
我一聽，有點不知所措，也不知剛才說的話有沒有冒犯的地方。但我又一陣欣喜，至少可以直接和她交流。我順手從口袋裏摸出了一把糖和兩盒清涼油，走近泰畢斯，蹲在她麵前，輕聲對她說：“你好！我叫巴麗薩，是中國人，住在大爹馬太裏拉家，是來拍照片的，希望你的身體能早點好起來。這是糖，很甜，給你吃。過幾天我會再給你送些食品來。”
聽了這些話，泰畢斯臉上仍沒有任何表情，也沒說一句話，隻是無力地又閉上了雙眼。
我將糖放在了她的枕邊，同時發現枕邊還放著一本聖經，也許隻有耶穌才能拯救她，給她力量，使她愉快，使她得到真正的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