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告訴我，這些衣服賣了200多塊錢，很是得意。
當地有不少人每天都在為吃穿奔波，比起他們，馬老太太的生活已經不錯了。
有時老太太對我很上心，像個慈祥的母親。特別是她發現我悶悶不樂的時候，就會找我問問情況，我剛到塔巴姆村，非常寂寞，時常想家，甚至把自己曾經最討厭，最憤恨的人都想了。不管他是什麼人，隻要是中國人就會是最好的朋友。記得有一次，大酋長從馬塞盧回來，捎來夫人給我的一張紙條，讓我想辦法給中國電工設備總公司駐南非的總代表歐陽旭斌打個電話。由於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於是馬老太太帶著我，去鎮上打電話，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塔巴姆村，臨走時，我帶上了用來支撐相機的獨腳架，馬老太太看見後感到很奇怪。
“這是什麼？”她問我。
“給你用的拐杖。”我說。
我把獨腳架拉開又合上，然後放到適合她使用的長度，對著她掄了兩下後交給了她。
她高興極了，用了這根“拐杖”反到不會走路了。
我們徒步走了一個多小時（後來才知道其實有車），累得她上氣不接下氣，中途隻要看見迎麵有男人走過來，離得很遠，我就趕緊從她手裏奪回“拐杖”，邊走邊將獨腳架拉開縮回，再拉開，再縮回，反複鼓搗著。目的是讓人們看到我這個新式武器，不敢輕易動我。有時迎麵來的是女人，當地女人一般都留著與男人同樣的小毛卷頭，披著長長的毛毯，老遠看去，很難分辨是男還是女，我就不厭其煩地繼續著拉縮的動作，並密切關注著來人的舉動，直到走近，才發現是個女人，覺得自己挺可笑。最尷尬的是，離迎麵來人還有八丈遠，我就開始擺弄著“新式武器”，而人家卻高興地喊著我們，走近一看是鄰居。其實，對我的舉動人家根本沒理會，連老太太也覺得可笑，但我想有備無患也不是件壞事。
到了鎮上打電話的地方，我在那裏等了一個多小時，電話才被接通。當我聽到電話那頭的歐陽說著中國話時，一下竟無法控製自己的感情，眼淚刷地落了下來，隻聽電話那頭的歐陽說：“沒什麼別的事，隻是大家都很惦記你，讓我想辦法與你聯係，聽到你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放下電話，我擦了擦眼淚，才覺得自己怎麼這麼沒用，我又不是到這兒出生入死來了，怎麼變得如此多愁善感。
也許是看出了我想家，在我來到塔巴姆村兩個月的時候，有一次，馬丹給索告訴我：“鎮上有中國人，我可以帶你去找他們。”
一聽這話我一雙眼睛直放光。於是，我跟著老太太來到了一家叫“中興”的小超市。超市的大門敞開著，還沒進門就聽見裏麵超大音量地放著黑人歌曲，門口站著不少黑人。還沒進門，我便一眼看見了坐在門口收銀的一個中國女人，這是我來到山裏後見到的第一個中國人，頓時感到很親切。我用中國話向她表示問候，並介紹了自己的情況，說了一連串的中國話後，感到爽極了，特別是當我看見站在一旁的老太太一個字也聽不懂的時候，感到很得意。因為，在村裏隻有我聽不懂他們說話的時候，每次他們議論點什麼，我總是傻呆呆地站在一旁，而今天終於輪到她尷尬一回了。
這個店有四位來自浙江黃岩院橋鎮的人，老板叫張雪珍，由於1998年10月她的丈夫在這裏遭槍殺後，她不得不接手丈夫辛辛苦苦一手建立的小店。她雖然文化不高，但知書達理，為人非常樸實，是個外表柔弱，內心十分剛強的女人。丈夫死後，他的同學，也是同鄉要好的朋友金仙荷來到此地為她幫忙，同時來的，還有她的弟弟和弟媳。四個人把小店開得還算紅火。我在這種地方見到他們，就像見到久別的親人，我們之間可以盡情地大談中國，交流在這裏的生活感受，絲毫沒有一點距離感。自從認識他們後，我常在那裏度過為自己設定的每星期一次的休息日。他們住的不過是用木板搭建的簡易木房。既沒有水，也沒有廁所，一切都十分艱苦，但我與他們在一起時，心情非常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