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
本章接著前麵讚揚孔子，特別提出著《春秋》一事。關於《春秋》和孔子的關係，現代學者還在爭論。孔子去世（前479年）距孟子出生（前385年）不足百年，那時人們就認定《春秋》是孔子所作。
在《滕文公章句下》第九章，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古代有采詩製度，幫助天子了解民情，後來據收集的民歌編成了《詩經》，其中寓有對時政的褒貶之義。後來采詩製度沒有了，孔子為了褒貶時政，編寫了《春秋》，是借用了《詩經》所蘊涵的褒善貶惡的大義。
孟子一再讚揚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是在批判“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的現實，希望人們（包括國君）回到仁義之路上來。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譯文
孟子說：“君子的流風餘韻，五世以後就斷絕了。小人的流風餘韻，五世以後也斷絕了。我沒有能夠做孔子的門徒，我是私下裏向諸位先賢學習來的。”
解讀
孟子是以儒家的承前啟後的接班人自命。雖然未能親聆聖人孔子的教誨，做孔子的門徒，但自己生活的年代距聖人不足五世，根據“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的曆史規律，聖人之澤還沒有斷絕（子思的門徒等還在），所以自己有幸能夠私淑諸人，實現了自己的抱負。究竟私淑何人？孟子沒有說，但肯定是孔子——曾子——子思儒家的正統傳人。
孟子的話很謙虛，但其中含有很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譯文
孟子說：“可以拿，可以不拿，拿了就傷害清廉高潔（就不該拿）；可以給，可以不給，給了就傷害仁惠（就不該給）；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了就傷害勇敢（就不該死）。”
解讀
元朝的儒者金履祥說：“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習性，多輕施結客，若四豪（按：指孟嚐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之類；刺客輕生，若荊、聶之類，故孟子為當時戒耳。”看來孟子這番話是有為而發。
孟子提出“三無”，首先是“無取”。為什麼“可以取，可以無取”，任你自由選擇時，卻“取傷廉”呢？因為其中有不應該取的理由。既然不應該取，你卻“取”了，這還能說是廉潔嗎？“無與”和“無死”也是同樣道理。在“與”與“不與”的選擇中，因為其中有“不與”的理由，對方並不是非得到你的賜予不可，這時你的賜予，就背離了仁惠。生死是人生的大事，既然這件事沒有你獻身的價值，你卻輕易地舍棄自己的生命，這種死，不是“勇敢”。
孟子的“三無”主張是針對時弊的，為人們如何正確對待“取和與”、“生和死”指明了方向。因為戰國時代的風氣是崇尚豪爽，可以一擲千金；讚美勇敢，可以視死如歸。孟子認為，這樣的“一擲千金”，這樣的“視死如歸”，隻考慮個人的“聲聞”，並沒有考慮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沒有太大的意義與價值。
那麼，“取”與“與”、“生”與“死”有沒有一個選擇、決定的標準呢？孟子在這裏沒有說，孔子明確地告訴我們（用譯文）：“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沒有一定要怎樣幹，也沒有一定不要怎樣幹，而是服從於義理（義理要求怎樣幹就怎樣幹）。”在《論語》裏，孔子讚揚衛國的賢大夫公叔文子兩件事：一件事是他做到了“義然後取”；另一件事是他推薦自己的家臣僎（zhuàn）到朝廷做官。這也是一種“與”，公叔文子的“與”基於“知人”、“忘己”，所以是合乎義理的。公叔文子的“取”與“與”受到了人們的稱讚，人們稱他是忠貞廉靜之士（見《論語·憲問》第十三、十八章）。
原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雲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仆曰：‘追我者誰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譯文
逢蒙跟羿學射箭，把羿所有的射箭技術都學到手了，他就想：普天之下隻有羿比自己強，因此就幫助寒浞把羿殺死了。孟子說：“這件事羿也有罪過吧。”
曾參的弟子公明儀說：“好像沒有什麼罪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