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人才流動比較自由，國君選用官吏，除重用親族內的人外，也用一般的士人。像孟子這樣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可以到各國遊說。當時的大國，如齊國，就養了許多各類人才。各國有權有勢的人物，也都養了許多食客。即使這樣，孟子也慨歎有些接近國君的寵臣，出於個人的私利，不向國君說實話，埋沒了許多人才。
有德有才的在職官吏得不到提拔，也是由於在上者的不說實話。此前，孔子為此就曾經批評了臧文仲。孔子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論語·衛靈公》第十四章）臧文仲在魯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四朝任大司寇（管司法）兼司空。柳下惠任士師，是管刑獄的小官，正是臧文仲的下屬。柳下惠之賢，當時是很有名的，可是一直沒有得到臧文仲的提拔，這是臧文仲的失職，所以孔子說他“竊位”。《晏子春秋·諫下》說：“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無論古今中外，“用人”始終是一國政治好壞的關鍵問題。
本章講起來有些牽強，朱熹認為文字有脫落。
原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譯文
徐子說：“孔子多次稱讚水，說‘水呀！水呀！’他是稱讚水的哪一點呢？”
孟子說：“從地下流出的有本有源的泉水滾滾地往外流，晝夜不停，把窪處都注滿，又繼續向前奔流，一直流到海洋去。有本有源的水，就像這樣，孔子就取它的這一點罷了。假如水沒有本源，一到七八月間，雨下個不停，大小溝渠都滿了；但是雨一停，很快就幹涸了，用不了多少時間。所以名聲超過實際情況，君子引以為恥。”
解讀
《論語》中有三處提到水。《子罕》第十七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句話似乎在稱讚水的不舍晝夜，一去不複返的精神。由此自然聯想到時光一去不複返，一個人應當像水那樣自強不息。
而孟子對孔子稱讚水作了自己的解釋：“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結論是：“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孟子認為孔子是稱讚河水的有本，所以能夠永遠不停地流，直通大海。他通過與雨水的對比，叫人要做河水，不要做雨水。雨水來得快，可以立即使溝滿壕平，但因為雨水無源，幹得也快。在人事上，有的也如河水、雨水。有的所謂學者、文人、藝人一夜成名，但卻是“忽悠”起來的，這樣“忽悠”起來的名聲，不能持久。一個正人君子，應當以這種“忽悠”起來的名聲為可恥。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譯文
孟子說：“人類和禽獸不同的地方隻有那麼一點點，一般人舍棄了它，君子保留了它。舜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類的常情，於是，順人性之自然，走仁義之路，他不是有所為地去勉強推行仁義啊！”
解讀
孟子認為，人和禽獸的差別，就在於人性善，有良知，有仁義之心。因為人有良知，所以知是非，明善惡，要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責。這人與禽獸之辨是做人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一個人如果利欲熏心，良知泯滅，他在外表上雖然是個人，但其價值卻與禽獸無異。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所以他的言行都是從他的本心自然流出，都是合理的。他不是有所為地去行仁義，而是天性使他自然如此的。
《盡心章句》對此道理作了更詳細的闡述。
原文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譯文
孟子說：“夏禹王討厭美酒，卻喜歡有利於自己改過向善的好話。商湯王為人處事不偏不倚，在選拔賢才上卻不拘泥於常規。周文王看待百姓像對待傷員，隻有好好護理，不加侵擾，追求真理又似乎未曾見到一樣，不自滿，繼續不斷地努力追求。武王不輕慢朝中的近臣，也不遺忘散在四方的遠臣。周公隨時想到夏、商、周三代創業之王，來繼續完成禹、湯、文王、武王的事業。如果有不合‘三王’‘四事’之處，就仰頭思考，夜以繼日；一旦僥幸想通了，就坐著等待天明，天明立即去辦。”
解讀
此章孟子盛讚創業的四王和守成的周公，認為他們都是不世出的聖人，從而寄托了自己對明君賢臣的理想，同時也給當世的君臣樹立了學習的榜樣。特別是周公，他那種為了使政治符合“三王”“四事”而“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的勤政精神，可以為萬世師表。
孔子也以周公作為自己的榜樣。當他年紀衰老、自己的政治理想難以實現時，曾慨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論語·述而》第五章）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譯文
孟子說：“為英明天子采詩的采詩官沒有了，《詩》也就沒有了；《詩》沒有了，孔子就編寫了《春秋》。晉國的《乘》，楚國的《禱杌》，魯國的《春秋》，名稱不同，但一樣的都是史書。所記載的事情，不過是齊桓公、晉文公之類的曆史大事，其文字隻是記史實的曆史文字，不寓褒貶。孔子寫的《春秋》就與那些國史不同。孔子說：‘《詩》三百篇中所蘊涵的褒善貶惡的大義，我在寫《春秋》時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