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地根經濟特殊階段的宏觀經濟失衡及其調控
在中國轉型發展的過程中，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及其失衡呈現出階段性變換的特點。1992年我們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經曆了不同的幾個冷熱周期。1992-1998年之間，我國宏觀經濟失衡表現為總需求大於總供給；1998-2003年則是總需求小於總供給。由於這兩個時期中宏觀經濟失衡在總量方向上比較明確，我國政府係統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分別實施了緊縮型和擴張型的宏觀調控。
2003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出現了局部經濟過熱現象，鋼鐵、水泥、房地產、城建等一些部門投資過度擴張，引起了相關生產資料的供應緊張，價格猛漲。
而農業、西部開發、環保、社會服務和保障等一些重要部門的投資則嚴重不足。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出現了一係列新的特征，主要表現在：
（1）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過快，但消費需求增長乏力。自2003年至2006年連續四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超過22.5％，消費需求增長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僅在60％左右，顯著低於當代國際一般80％的水平。
（2）物價水平很低，但人們對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很高。
（3）經濟增長速度顯著回升，但失業率繼續盤升。2003年以來，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率超過10％，但城鎮失業率卻成倍上升，由1998-2002年的2.3％上升到2006年的4.2％。
（4）經濟增長勢頭強勁，但產能過剩矛盾尖銳。根據商務部2006年調查，國內600種主要消費品，供大於求的商品430種，占71.7％，供求大體平衡的商品170種，占28.3％，供不應求的幾乎沒有；300種主要生產資料，供過於求的69種，占23％，供求基本平衡的218種，占72.7％，供不應求的13種，僅占4.3％。
（5）外向型經濟程度超常提高，但內需不足的困擾日益加劇。2006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已經超過70％，遠遠高於美國和日本的20％左右（劉偉、蘇劍，2007）。
中國轉型發展中的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上述矛盾和失衡，其發生機製明顯不同於西方發達經濟國家。西方發達經濟大都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大都建立起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製，其宏觀經濟失衡通常是需求或供給方麵的偶然性衝擊，使經濟體係偏離潛在總產出。對付這種偶然性衝擊、治理商業周期的政策工具就是主流經濟學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反觀當代中國的宏觀經濟失衡，則主要來源於轉型過程中的係統性、結構性和體製性因素，而不是偶然性的需求衝擊或供給衝擊所造成的。也就是說，中國轉型發展中的宏觀經濟失衡及其調控，不完全是通過幹預宏觀經濟變量就能使經濟體係趨於均衡的總量增長意義上的命題，而是要在質態上予以改進，才能培育出宏觀經濟圍繞均衡點前進的自動持續增長機製。
在質態上改進中國宏觀經濟，就必須正視和逐步解決當代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大係統性、結構性和體製性矛盾：一是快速推進工業化與建設現代農業的矛盾。從短期看，土地、優質勞動力、資本等從農業不斷流向工業對中國的糧食安全產生影響；從長期看，在中國人口結構、勞動力結構、社會結構和土地製度之下，如何實現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兩大產業的協調發展，還需要長時間的探索。二是區域發展矛盾。改革開放至今，我國東、中、西和東北區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短期內還看不到扭轉的趨勢。三是城市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矛盾。與中國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城市化率不斷提升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農村地區的發展緩慢甚至停滯。新形勢下城鄉差距不斷拉大，是對當代中國轉型發展提出的重大挑戰。
當代中國轉型發展中的宏觀經濟失衡的複雜性和新特征是上述三大矛盾的具體表現，現階段我國消費需求增長乏力、對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很高、產能過剩、外貿依存度偏高等問題，是工農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不斷拉大，廣大農村地區、中西部地區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的收入水平低造成的。針對中國轉型發展的獨特性及其引致的宏觀經濟失衡的特殊複雜性，中國在運用主流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同時，還必須發展出適應轉型發展要求的特殊宏觀經濟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