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所謂政府主導的轉型發展，不單單指當代中國的轉型發展要按照政府設計的節奏、路徑、方案和策略推進，更重要的是強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屬性，即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地方官員的企業家行為傾向，將持續存在於轉型發展的全過程。當代中國轉型發展的重要一麵，是逐漸實現政府職能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直接抓經濟、促生產，到“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管理、社會服務”的曆史性轉變。
（3）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皇帝專製社會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後接近30年的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總是淩駕於社會之上，所以依靠國家意誌來引領和整合全體人民的意誌，按照政府設計的節奏、路徑、方案和策略推進當代中國的轉型發展，是中國曆史邏輯和曆史傳統使然，也是製度變遷“路徑依賴”規律的具體要求和體現。
（4）政府主導當代中國轉型發展，具有現實的思想基礎、體製基礎和國情基礎。在當前以及今後相當長時間內，人民還期待政府充當一個全能政府，尤其在廣大農村，農民還將長期要求政府充當一個無限責任政府，這是曆史傳統在現實中的沉澱和反應。當代中國是一個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國家，這就決定了政府必然要在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以及轉型發展中發揮重要甚至主導作用。中國還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各地區、各民族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差異巨大，對於這樣一個高度異質社會的轉型發展，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集權和主導，中國在轉型過程中將可能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
（5）當代中國的轉型發展是國家及其執政係統自行剝奪自身權力並還權於社會，不斷揚棄和消解自身的主導地位，直至建立起成熟的公民社會和市場主導的經濟自組織體係的曆史過程。這樣一個自行剝奪自身權力的過程必然是痛苦的、反複的、曲折的、漸進的，中國的轉型發展也將因此呈現出自己獨特的演進路徑。
（6）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和幅員大國，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政治和經濟體製等國情條件決定了當代中國的轉型發展必然是一個極其獨特的過程，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對這一獨特過程難以給出經得起曆史檢驗的預測和解釋。中國的轉型發展呼喚著我們進行理論探索和創新，我們必須發展出自己的現代化理論、戰略和政策體係來解釋和指導當代中國的轉型發展。
2.3.2當代中國轉型發展進入地根經濟的特殊階段
我們知道，政府之所以能夠在轉型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其最重要的體製基礎之一就是公有製，通過公有製可以實現對經濟社會資源的壟斷和控製。若政府隻掌握政治權力，而不享有對經濟社會資源的壟斷和控製權，政府就不可能在轉型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
從經濟轉型的角度看，20世紀70年代末啟動改革開放至今近30年，當前政府在轉型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到今天，我們已經從改革開放之初國家與社會高度重疊，國家通過公有製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幾乎壟斷和控製著全部社會經濟資源，演變到今天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基本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市場在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目前，在國有經濟部門，現代企業製度已經逐步建立起來，國家作為出資人製度逐漸完善。
2005年非公有製經濟創造的GDP占當年GDP比重已經達到65％，國家與社會、國家與經濟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曆史性變化。
在這一場曆史性變化中，隨著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完善和走向成熟，今天國家對經濟社會資源的控製日漸鬆弛，在消費品的生產、流通和分配上國家幾乎不再行使權力了，在資本市場上國家也不再是絕對的壟斷者，勞動力自由流動和人民自由選擇職業也已經成為常態。
但是由於堅持土地國家所有製和土地集體所有製，以及土地要素市場化的緩慢進展等原因，到今天國家壟斷和控製全國土地資源的格局幾乎還沒有出現鬆動的跡象，土地政策成為政府主導轉型發展的關鍵抓手和著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