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國家的兩個基本目標具有對立性。最高統治者的租金收入並不隨社會總產出的增長而同步增長，從而使統治者租金收入最大化的產權結構與使社會總產出最大化的產權結構可能出現背離，形成並維持一種無效率的產權結構。加上統治者的個人偏好和任期的限製，統治者傾向追求在任期間的政績，容易導致施政行為的短期化。
194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短暫的資產階級憲政體製國家試驗隨之結束，社會主義新政權對中國資產階級創立的憲政體製國家以及它豎立之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發動了空前的改造運動，到20世紀50年代末建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國家。其特征是：
（1）共產黨、國家與社會“三位一體”地疊合在一起。社會主義新型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國家與社會呈現一元化狀態，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界限模糊，國家意誌滲透到人民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
（2）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國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並促進集體所有製向國有製過渡。國家幾乎壟斷和控製著全部的經濟社會資源，通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製，國家事實上成為集體土地的最高所有者。
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
（3）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為誰生產”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決定，即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由中央計劃機關通過指令性計劃進行安排，包括個人消費選擇、職業選擇等個人決策也由行政機關集中掌握。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對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在一個落後的小農經濟社會建設工業化國家，展現了無可比擬的資源動員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對此，曆史已經給予了辯證的評價。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建國以來“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1980年同完成經濟恢複的1952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26倍多，達到4100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3.5倍，達到293萬噸；原煤產量增長8.4倍，達到62000萬噸；發電量增長40倍，達到3000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10500多萬噸；鋼產量達到3700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53倍，達到1270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但是，這一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嚴重壓抑了個體的積極性，國家的經濟活動長期處於“放-活-亂-收-死”的周期循環中，長期沒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於是，20世紀70年代末，我們終於走上了市場取向的改革道路。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2.2.2當代中國轉型發展的曆史方位
第1章導言中提出的中國現行經濟形態的特殊性有其深厚的曆史傳統，當代中國的轉型發展並不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突然發動的。在兩千年皇帝專製國家的曆史上，皇權及其組織係統是維係社會超常規穩定結構的核心機製，是社會合法秩序的唯一源泉。皇權所具有的“生殺予奪”的權威，其正當性來源於“傅天之下，莫非王土”，來源於皇權與土地私有權在質態上的交織，來源於皇權是普天之下最高的土地所有權。皇權以什麼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地主的土地私有權，也因此不需要通過社會契約達成，而可以直接取決於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意誌。從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清帝遜位，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期間還有袁世凱複辟等鬧劇，這段曆史不過37年。這一期間，中國資產階級建立的憲政體製國家還沒來得及深入人心，就土崩瓦解了。因此，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創建的社會主義新型國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實際上也就是在皇帝專製國家的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