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這一場曆史性巨變中，取代皇權及其組織係統的是中國共產黨及其組織係統。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之下，迅速整合了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社會秩序，為加快社會生產力發展，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上建設工業國家創造了條件和可能性。應該看到，在社會主義新型國家中，中國共產黨作為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其合法性和正當性並不是來源於社會契約，而是來自“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是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共產黨、國家與社會“三位一體”地疊合在一起，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並在此基礎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構成了20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新政權及其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核心特征。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國家控製以遠比曆朝曆代為甚的方式全麵地深入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應當進一步組織起來。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裏，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對經濟和社會資源仍然實行全麵的壟斷，政治、經濟、文化三者高度重疊，社會完全淹沒於“新中國”之中。這樣一種國家結構確實有利於從傳統產業中快速提取經濟剩餘，集中發展現代大工業，而且也正是得益於這種超常控製，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我們才建立起了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為實現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不過，伴隨著經濟總量的擴張和社會生活的日益複雜化，國家對社會的超常控製的局限性和負麵影響也日益顯現。由國家對社會的超常控製所導致的社會成員普遍缺乏個體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終引發了對傳統體製的改革。
在對華夏農耕文明史、20世紀清帝遜位至新中國成立，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後計劃經濟下的超英趕美試驗的線索進行宏觀梳理之後，我們就能更準確地把握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轉型發展的內涵及其曆史地位：
（1）當代中國轉型發展與新中國成立之後頭30年計劃經濟體製下國家工業化戰略在曆史邏輯上具有一貫性，就是要在頭30年已經建立起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的基礎上，繼續、全麵推進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城市社會的轉變。也就是說，當代中國轉型發展不單單是新中國成立之後頭30年所奉行的計劃經濟的轉型，在更大程度上是兩千年皇帝專製國家及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形態的轉型，是華夏文明演變的必經之路。
（2）新中國成立之後的計劃經濟試驗是“特殊階段的特殊選擇”，當代中國轉型發展在邏輯上是對計劃經濟試驗的揚棄，是促進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實現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在新的曆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繼承華夏農耕文明史上中國底層社會與上層政治國家相對分離並自我發展的傳統，廓清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界限，建立自主、自覺運行的公民社會及其法律、文化體係，構造自我發展、自動運行的經濟體係，是當代中國轉型發展的曆史使命。
（3）當代中國轉型發展也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不斷提高執政能力並還權於社會的一個曆史過程，最終將引發國家結構的深刻變化。尤其需要關注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在過去和現在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不必然等於在將來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當代中國的轉型發展，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在這一曆史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能否與時俱進，始終真正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將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未來社會作為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唯一來源。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當代中國轉型發展的曆史任務的實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也將隨之發生重大變化，這個過程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走向成熟的過程。
（4）到2020年，我們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當代中國轉型發展將取得重大進展。到21世紀中葉，我國將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屆時，當代中國轉型發展的曆史任務可能基本完成。也就是說，當代中國轉型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重要曆史時期，大約還要持續50年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