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明朗的一個態勢是，在中國的整個改革過程中，在政府與社會的力量對比格局中，政府雖然始終處於主導地位，但是今天它不再全麵控製經濟活動，不再插手公民的個人經濟決策。從政府的角色定位看，中國轉型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逐漸消解政府對經濟社會資源的超強控製和動員力，實現從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向市場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什麼時候政府把先前享有的對經濟社會資源的超強控製和動員力讓渡給社會，中國經濟駛入市場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軌道上，中國的轉型發展任務就完成了一大半。
不過，政府對經濟社會資源的超強控製和動員力以及豎立其上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呈現出雙刃劍效應，它既有促進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加快中國從鄉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轉變的積極一麵，也蘊藏著影響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質量，甚至違背自然、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可能性。也因此，中國的轉型發展隻能是漸進的，如果政府驟然放棄對經濟社會資源的超強控製和動員力，激進地轉向市場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對於我們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農業大國、農民大國，可能會產生災難性後果。其實，政府對經濟社會資源的超強控製和動員力以及豎立其上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也正是中國轉型發展的後發性優勢之所在。
除了中國現行經濟形態的獨特規定性之外，中國轉型發展的另一個深刻特征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高度異質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我國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也在令人觸目地擴大。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不到0.2，經過近30年改革開放到今天這一係數已經超過0.45。
1978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2.5∶1，而到目前這個比例卻擴大3.2∶1。若考慮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性補貼，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可能達到6∶1。城鄉之間在基礎設施、公益設施、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麵的差距則更大。如果我們不果斷遏製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狀況，不僅農村9億人口實現全麵小康的宏偉目標可能落空，而且整個國民經濟與社會持續快速穩定發展也將受到嚴峻挑戰。
在中國遼闊的幅員中，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差異巨大，發展水平和所處發展階段也迥然不同。2005年全國各省區人均GDP最高的是上海市，人均GDP達到51474元，而同年全國人均GDP最低的省份為貴州省，人均GDP僅5052元，前者高出後者10倍還多。
對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高度異質性，有學者形象地將中國按東、中、西分為三個世界，也有人將中國現代化描述為歐洲加非洲的一個梯度推進過程。國際上不時泛起的中國威脅論、中國經濟崩潰論、中國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等，拋開其中可能的反華情結，恐怕主要還是緣於對中國轉型發展特殊複雜性的不解、疑慮或者責難。事實上，西方的發展理論已經難以解釋和預測中國的轉型發展了，比如，按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貧富分化必然導致社會動蕩，如果一個社會的基尼係數超過0.4，社會的動蕩就進入臨界點，但是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45的今天，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總體上仍然處於一種基本有序、相對穩定狀態。
經驗事實表明，中國沒有按照西方理論家的預言出現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工農暴動、政權垮台和國家分裂，相反卻是經濟超常發展，社會相對穩定，政權更加鞏固。這表明，中國轉型發展的超常規特殊複雜性尚未被國內外理論界全麵認識和準確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