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轉型發展中的宏觀調控
1.2.1當代中國的轉型發展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了新一輪的現代化強行軍。與當代發達國家在經濟史上曾經走過的發展道路不同的是，中國這一輪強行軍走的是一條漸進式的轉型發展道路，即：一方麵要漸進地實現體製轉型，從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促進市場機製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另一方麵，要實現現代化，從傳統農業社會轉變到現代工業社會、城市社會和信息社會，促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社會、法製、文化等的全麵進步。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最核心的特征是體製改革與社會轉型互為條件地交織在一起，要在推進體製變革的過程中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在發展中推進和深化改革，實現從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向市場主導型經濟發展發展模式的轉換。
從體製轉型的角度看，經過29年市場取向改革，中國已經成功突破了傳統計劃經濟體製的束縛，創建了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製。到目前，雖然國際上主要發達國家大都還未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國地位，但已經有50多個國家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國地位，而且這一數字在不斷增長中。不過，也應該看到，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是不平衡的。從市場體係的發育和成長看，在產品市場領域，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等問題已基本上不再由政府直接規定，而是由各類企業根據市場供求變化自主決策。然而，在要素市場領域，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的發育卻明顯滯後於產品市場。
在要素市場上，政府仍然集規則製定者、執行者、市場參與者和仲裁者於一身，還充當著要素資源的重要配置主體。從中國各地區市場發育和成長的進程看，根據樊綱、王小魯（2004）等人的研究，2002年市場化總體評分全國平均水平為5.98分，東部地區為7.72分，中部地區為5.38分，西部為4.68分，東部沿海地區市場化進程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和中部、西部地區。
相對於產品市場而言，轉型期要素市場的培育和建設受到更為深刻的“路徑依賴”的製約。資本市場化改革麵臨的是國有資本的轉型及市場化難題，勞動力市場化改革遭遇的則是中國特殊的戶籍製度的製約，而土地市場化改革碰到的是公有土地（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的市場化交易難題。由此看來，中國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發育的不平衡性具有製度變遷上的必然性。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發展中大國，其發展過程隻能是梯度推進的，也因此，中國各地區市場發育和成長的不平衡性就具有發展上的必然性。
從現代化進程看，經過29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03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2005年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能力明顯提高。
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接近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水平，2005年世界銀行按彙率法對世界各國人均收入進行分類，其中偏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國民人均收入為1746美元，而我國2005年已經達到1740美元（劉偉，2007）。
從發展階段看，呈現兩個顯著特征：一是當前中國正處在工業化中後期，中國正在成為製造業大國和“世界工廠”，居民的消費結構也正在從以衣、食為主升級為以住、行為主；二是當前中國正處於快速城市化階段，中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3％，鄉村社會正急劇地向城市社會變遷。對於一個13億人口大國，這兩個結構性變化，必然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領域帶來深刻變化和複雜矛盾。
1.2.2當代中國轉型發展的超常規特殊複雜性
一個有著悠久農耕文明的13億人口大國，急劇地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一過程必然有其獨特複雜性。準確勾勒中國轉型發展的核心特征及其引致的特殊矛盾，全麵把握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的超越常規的特殊複雜性，是中國學界麵臨的重大課題。
當代中國轉型發展的超常規特殊複雜性首先體現在中國現行經濟形態的特殊規定性上。中國的現行經濟形態已經不再是西方教科書上所講的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場經濟，它是建立在中國特殊的政治製度、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之上的政府主導與資本自治相結合的混合經濟。這種特殊的經濟形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還是空白，它與西方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蘇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明顯不同，它是在中國的孔孟文化、政黨文化和商品文化影響下形成的政治和經濟融合為一體的一種新的獨立經濟形態。這樣一種獨特的經濟形態，它究竟是一種過渡的、暫時的曆史形式，假以時日它終將按照西方的理論框架和發展邏輯前進，還是一種相對獨立、持久的形式，並最終將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明演化路徑，恐怕在短期內還無法做出準確的判斷和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