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在一個滄海橫流的時代，這是一個改革的時代，一個開放的時代，一個正向現代化急速邁進的時代，一個正實踐著幾代人夢想的時代。當人們在新世紀之初滿懷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呼喚和渴望之際，總會回憶起過去100多年來所走過的探索之路。
160多年前，鴉片戰爭敲開了中華大地的古老國門，中華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麵對堅船利炮，麵對割地賠款，國人“師夷長技以製夷”，應對以洋務運動，並興建北洋水師。甲午一戰帶來的切膚之痛，方知弱不在船炮，而在製度。無論是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對正式製度的變革，還是新文化運動對非正式製度的衝擊，無不源於對落後挨打、開除“球籍”的恐懼和對國富民強、興旺發達的渴求。其後，日本侵華戰爭改變了中國製度變遷的軌跡，短期內迅速動員一切社會力量抗日救亡成了最緊迫的任務，戰時的製度安排成了抗戰勝利後路徑依賴的重要部分。1949年後，國人迎來了一個和平發展的國內環境，卻又走上了一條曲折坎坷的發展之路。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人們播下的是熱情和希望，收獲的卻是貧窮和浩劫，換來的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進行了一係列的經濟體製改革。改革最初從農村開始。一個看似小小的舉措——把土地重新“分”給農戶自己耕種，卻開啟了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曆史之門。此後，中國終於抓住了20世紀最後20年的發展機遇。基於“人口紅利”和“土地紅利”的有利條件，持續20多年GDP年均9％以上的增長，年均1個百分點的恩格爾係數的下降，年均1個百分點的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1980-2000年，在吃、穿、用等消費品增長的推動下，中國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中的輕工業化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以住宅和汽車需求的全麵啟動為契機，中國工業化進入了資金和技術密集的重工業化階段。其間，中國又加入了令國人魂牽夢繞的WTO，徹底結束了與國際社會疏離、隔絕的曆史。總之，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加速推進的曆史階段，經濟體製、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思想觀念都在發生著極其深刻的變化。
然而，在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進程中，在中國試圖用幾十年的時間跨越發達國家上百年甚至幾百年才走完的曆程時，“三農”問題就像是一個不和諧的音符，時時撥動著中國民眾的心弦。從李昌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喊，到朱鎔基坦言最牽掛的是“農民收入問題”，從《中國農民調查》披露的樁樁案件，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數據統計，所有這一切都凸現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及其在當今中國社會的重要地位。中央“一號文件”從2004年開始連續三年都把“三農”問題放在黨和政府工作的首位，放到一個新的高度來看待。“把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
在黨和政府日益重視“三農”問題的同時，國內理論界也加大了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力度，並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激烈的討論。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中國“三農”問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相互關聯的問題集合。這些問題不僅必然地服從於社會化大生產、市場經濟、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等人類社會演進的客觀規律，也根本地受製於中國作為人地關係緊張、區域差異極大的人口大國的基本國情，還現實地依賴於中國經濟發展、政治進步、文化變革、社會轉型的曆史進程，更因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在市場化、全球化條件下實現後發工業化、城市化進程而凸顯急迫性。
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不僅僅是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村麵貌、穩定農業增長的問題，而且是如何謀求農業、農村、農民長遠發展的問題，關係到整個中國社會經濟體製的轉型與現代化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充滿矛盾、痛苦和衝突。因而，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將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係統的曆史進程，是一場影響數億農民乃至十幾億中國人生活的劃時代的經濟社會革命。
在此背景下，作為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理論、思路與對策》於2004年5月正式立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大學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CARD）、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CARD）20多位多年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研究人員組成一個研究團隊，進行了近3年時間的聯合攻關，對“三農”問題進行了多角度的係統的探索，並將研究成果以《中國“三農”問題研究文叢》的形式分批出版發行。
我們不僅期待著叢書的出版能夠進一步推動中國社會對“三農”問題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更期待著中國早日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跨越，期待著經曆了百年曲折的中華民族早日實現民族複興的偉大夢想。
2006年12月31日於杭州華家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