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後，我國經濟和居民收入仍保持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十五”期間國內生產總值從109655億元增長到183085億元，增長了6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6860元增加到10493元，增加了5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2366元增加到3255元，增加了37.6％。此外，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也十分明顯，2005年，我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2001年的15.2％下降到12.6％，農村人口的比例從2001年的62.3％下降到57％。然而，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一些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日益凸顯，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引起廣泛關注，各種形式的人民內部矛盾時有出現。這些情況表明，我國正處在一個“黃金發展期”與“矛盾凸顯期”互相交織、複雜多變的關鍵時期。
在這樣的關鍵時期，我們麵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麵對著前所未有的各種挑戰。在各種挑戰中，“三農”問題是我們所麵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人地矛盾、糧食產不足需、農民權益亟待加強保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都反映了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複雜性和艱巨性。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農業和農民為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並形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明顯提高，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條件正日漸具備。
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同誌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曆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
因此，在新的曆史發展時期，中央針對“三農”問題，從2004年開始發了三個一號文件，2004年的一號文件以增加農民收入為主題，抓住了“三農”問題的核心；2005年的一號文件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為主題，抓住了農村生產力發展的關鍵；2006年的一號文件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主題，抓住了農村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這三個文件站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曆史高度，為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綱領。
在此背景下，我國理論工作者也加大了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力度。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大學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CARD）主任、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CARD）院長黃祖輝教授帶領20多位多年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研究人員，對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理論、思路和政策進行了聯合攻關和深入研究，並將他們的研究成果以《中國“三農”問題研究文叢》的形式公開出版發行。
這套叢書涉及了中國“三農”問題的主要方麵，從基本的生產經營製度和組織體係，到具體的糧食、收入、社會保障等現實問題，從理論層麵的深入研究到操作層麵的政策設計，對近年來“三農”問題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總結與整合，提出了許多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新思路和新觀點。這套叢書的內容深深植根於以浙江省為代表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豐富實踐和探索，為全國其他地區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很好的參考。我相信，這套叢書的出版發行一定有助於把對中國“三農”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
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三農”問題事關全局，隻有真正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黨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才能把握住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動權。盡快建立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製，逐步縮小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在經濟上切實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讓農民能夠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成果，才能充分調動8億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真正加快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的步伐，才能在2020年如期實現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
2006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