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的２０年代，祖父時任廣安中學訓育主任，即首開“學校市政廳”，建立了體操、球類、標本采集等１０多個興趣小組，舉辦演講、歌詠、英語造句等比賽，籌辦工藝美術展，鉛印校刊……頗具特色的第二課堂，一開時風，極大活躍了廣安一中的校園文化。
正是其不遺餘力的努力，使得廣中人才濟濟，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了為數眾多的棟梁之才。全國知名版畫家豐中鐵先生，即是祖父開辦藝術師範班時的學生。致公黨中央常務副主席杜宜瑾先生，也是祖父掌校期間的學生（１９５２年，杜宜瑾於廣安中學求學達６年之久，後考入北京師大）。這些學子中，不少人直至離開廣中，還常常地與之聯係，以敘師生之情。建國後，原雲南省委秘書長，參加過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開國大典的侯方嶽先生，幾乎每年返鄉，都要驅車前往祖父於廣安北街的寓所，登門拜望。其時，祖父已雙目失明，每天隻能在老式木屋的閣樓上終日閑坐。師生交談，一坐就好幾個小時，用餐過後，這才依依惜別。
新中國成立，祖父辦學的熱情更是高漲。在他的引領下，廣安一中上下齊心，教學質量明顯提高，其升學率年年達到９５％以上，高居於南充全區榜首。
祖父文宗桐城，筆力灑脫而見解獨到。他所撰寫的《秦炳傳》、《張百祥傳》，相繼為國史館收藏。他在《六國亡於秦論》中大膽作出了“蓋知六國之亡實不亡於賄秦，而亡於不能用賢也”的推斷。其２０年代的作文，即對“冤殺嶽飛罪在秦檜”的提法頗有懷疑，認為罪在高宗。此說，與３０年後曆史學家呂思勉先生的觀點剛好是不謀而合。對於“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學而優則仕”等儒家思想，他並不拘泥於人們貫有的傳統理解，而是另辟蹊徑，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在他看來，所謂的“禮不下庶人”，是指講禮不能輕賤庶民；“刑不上大夫”，則是指執法不能優待大夫。“學而優則仕”，其意是說，要知書達禮，學問要好，方可委以官職。對此，就連其好友，著名數學家何魯先生，也賦詩相贈，以“古有癲張今盲張，詩書雙絕各擅長”的詩句，對其筆力和見解予以了高度評價。
按說，此技在身，收些潤筆亦無不可。但岷僧先生卻對名對利都看得極淡。廣安城內，索求壽文者雖多，而祖父不為所動，凡不熟悉者或是人品不正，他都一一拒之，甚或於《民聲日報》刊發廣告，將潤筆定為天價，借以脫身。祖父生前曾賦詩一首：“君安閑散唯修己，我薄功名恥事人。直把詩書當濁酒，早看富貴若浮雲。”此詩意境，正是岷僧先生甘於清貧的最好例證。
祖父淡泊功名，但對政治，頭腦卻高度清晰。上個世紀的３０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快其侵華步伐，國民黨的黨團亦將魔手伸向了校園。一些教師因受蔣幫蒙蔽，也動員學生加入到“三青團”等反動的外圍組織。而在此之際，作為中山先生親手所創同盟會的早期會員，祖父卻明白宣告，自己信奉的，是“三不”主義，一不入黨派，二不入漢流，三不奉宗教。正是因為他的堅決抵製，家人和其所交好友，以及喜愛的學生，無一例外都受他影響，自覺與反動勢力劃清了嚴格界限。
對於進步勢力，祖父則全力支持。１９４４年《言筌》創刊，這是廣安留外學會所出的刊物，旨在反蔣。對此，祖父欣然提筆，為其周年紀念的專刊作序，並授之以鬥爭策略。１９４８年，廣安地下黨於華鎣山發動起義，參議會上，岷僧先生力駁眾議，堅決反對出兵圍剿，終於免去了一場屠戮。解放前夕，糧政督察委員會成立，並推祖父為主任委員。得此實權，岷僧先生便名正言順地行動起來，於各種場合慷慨陳辭，致使反動當局手忙腳亂。
１９４９年，廣安解放。因其德高望重，祖父被提名為臨時工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並與張平江、張正宣、楊林由等，在主任委員、四野綏遠支隊政治部主任劉玉堂領導之下，積極開展新政宣傳，安定民心，防止動亂。其後，綏遠支隊離開廣安，岷僧先生又臨時代理主任一職，積極地為民工作，直至卸任。
１９７６年，祖父過世，安葬於廣安奎閣的烈士陵園，終於在風雨之中走完了他的人生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