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兩性關係、欲望世界、女性議題的時候，新世代女作家的文本敘述中，不僅暗藏了一種洞穿世事的鋒芒，一種人性發掘的深度，也流露出屬於這一代年輕人的性別觀點。
兩性關係的相處模式，在愛情婚姻的世界裏表現得最為充分；而對愛情烏托邦的拆解，又往往來自於對男權社會的經驗與解讀。宇文正的小說，常常以女性觀點來鋪排愛情故事，但她筆下的女性所麵對的幾乎都是分手的挫敗，在這種愛情曆練中日漸成長的女子，對愛情的幻象和男權麵孔的偽善，有了一種痛苦的生命經驗的洞穿。
《世紀末愛情》中，一個貌似浪漫、實則以不斷掠奪女性愛情來供養自己所謂“詩心”的成年男子，輕易地俘獲了第一人稱的“我”的心靈。“我想他是汪洋情海中的大力水手，在情愛的世界裏活得遊刃有餘。”“我”自然而然地把一切給了他，但沒過幾個月，他已經移情別戀，把當初的結婚約定拋到九霄雲外。“之後我經曆著戀愛、分手，解讀複雜的男人，亦摸索著自己內在的幽暗與光亮。而他的詩陸陸續續在副刊上發表。閱讀、思考他的詩，企圖找詩裏自己的影子，然後我發現這樣多的女人與愛情供養了他的詩心，愛情在他靈魂的深度就是詩的深度。男人玩著這樣的把戲已經好多個世紀了。”宇文正還喜歡在多年之後，再回過頭來看分手的故事，更深刻地觸及到兩性關係的本質。《世紀末愛情》中的男主人公在移情別戀之後，居然又來騷擾被他拋棄的“我”，不斷重複上演他對女人的那套把戲；《台北下雪了》虛擬了一個渴望舊愛的雪景，早已結婚的男主人公對分手多年的女友的再度誘惑，終究還是“走調”、“斷弦”了；而時間對於分手故事的延續，不過是再次驗證了女性對男性世界的一種解讀。
淩明玉的小說題材，常常觸及婚姻與愛情重疊的神秘地帶，女性人生的幽微心境，它赤裸辛辣地挑釁著理想的愛情原型，不斷消解著愛情的幻想與神話，並傳達著新世代的性別觀：“這個時代的男與女早已跳脫了製式的組合。”《愛情烏托邦》這篇作品采用意識流的手法，在輕盈自如的敘述風格中，舉重若輕地透視了兩代女性的情感困境。對於母親和如姨這一代女性而言，她們不僅要經曆兩個女人角逐同一個男人的同性之戰，更要麵對感情不專的父親強加給她們的男權麵孔。遭遇遺棄命運的母親，和忍受婚後寂寞的如姨，她們解脫婚姻困境的傳統途徑，一是通過生育子女，關注自身延續的複模，來掩藏逐日遞減的愛情。二是遵從《聖經》教導，以女人對丈夫無條件的戀慕、忍耐、包容、相信等所謂美德，去建造愛情烏托邦。到了女兒這裏，每當愛情來臨，她總忍不住去懷疑的不信任感，既讓她陷入了始終無法致專於愛情的困境，也讓她大膽碰撞和解構著傳統的女性觀念：女人要不要依賴另一個性別？如果要，是否必須相信所謂的愛情烏托邦才能生存？如果不要，可不可以借著關注自身以及自身延續的“複模”，走進女性的世界？女兒對愛情烏托邦的顛覆表明了新世代洞穿世事的犀利，而無法解決“無性繁殖的自然結晶”的難題，又隨時提醒她們這種兩難的選擇。在《幸福的青鳥》中，淩明玉還以電影蒙太奇的剪接手段，將男女相處過程的畫麵一幅幅呈現出來，由此拆解了人們對於婚姻幸福的期待。從婚後幸福的墜跌，作品悟出了“兩個人的幸福，始於愛意之初，一個人的幸福，卻始於婚姻生活獨處的空檔。”在經曆了無趣的十年結婚生活之後，女主角突然發現，“自己一直置身於幸福的夾縫中，而不自知，那幸福就像某詩人的名句，被壓得扁扁的，無法承載那麼多的期待，幸福在黝暗的夾層裏變得薄弱幹枯，終於就要揮發成一縷煙霧了。”男女相遇，從幸福的開始——幸福的頂端——幸福的墜跌，這一人生曲線中早就潛伏了“幸福的裂痕”，隻是處在“幸福的夾縫”中的人們不自知而已。淩明玉在一種情理兼蓄的冷調書寫中，不動聲色地呈現出有關愛情、婚姻、幸福、男人、女人這些字眼背後的真實麵目。
同樣涉及對愛情烏托邦的拆穿，朱國珍的戲謔化描寫走得更6。
《悲劇喜帖》以貌似荒誕的情節設置，講述一對戀人因看透了婚姻的悲劇實質，在結婚時發放“悲劇喜帖”而殘酷應驗的故事。這對戀人“一致認為婚姻是一場悲劇，是普天下人類將共同經曆的悲劇，而我們隻是比別人勇敢地認清了這個觀念的內涵，不再如懷春男女般寄予‘婚姻’這個製度任何烏托邦式的幻想，以為從此以後他們可以幸福快樂地過一輩子。”由於清醒的婚姻意識，這對“悲劇夫妻”居然和平共處，締造出“喜劇結局”來。不料結婚一年半後，男主角突然遭遇車禍身亡，婚姻和死亡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悲劇呢？女主角陷入深深的迷惘和痛苦之中。更令她精神轟毀的是，丈夫生前居然有感情外遇，並為私生子投了巨額保單。她“以為自己已經善盡經營之責，將愛情，事業，甚至人性都麵麵顧到，設想分明，卻不料被一個拆穿的秘密攪得風雲變色。”謊言、背叛，成為製造最大悲劇的基因。文本中的女主人公，原以為自己拆穿愛情、婚姻真相的世事澄明，能夠讓她從容冷靜地應對生活，沒想到，生活本身對她的人生預設的拆穿，卻讓她再也無法從容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