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代女作家的小說創作，是在解嚴之後“百無禁忌”的年代裏開始起步的，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輕”。與80年代的小說言說相比，90年代的新世代女作家似乎更意識到寫作的不可承受之輕。有感於逼近世紀末的台灣社會現實，劉叔慧以她年輕的心靈所體味到的，是“在這個沒有真理沒有權威甚至沒有理想的時代，因為失去對6方的凝視，所有當下的感受似乎都不能凝結為一個完整飽滿的心靈。空洞的姿態，蒼白的喟歎，一切事物都因為朝著消散的宿命而有一種異樣的死亡氣息。許多後現代的作品都泛著腐敗前的華麗之香，我在暴烈的文字裏看見人們心裏的末日。”新世代女作家文本內容的“輕”，與台灣當下紛亂的政治文化思潮、浮動的社會情緒和人心世態有關係。當後現代文化思潮以消解的姿態麵對以往文學的宏大敘述和曆史建構的時候，傳統的台灣文學議題遭到顛覆，主流的話語秩序被邊敘事所挑戰，舊觀念的崩解和新觀念的尚未建立，使價值觀出現了尚未確立的虛空狀態，人生也出現了飄浮感。相對於李昂、朱天心這些走過戒嚴時代的女作家而言，新世代女作家不再透過創作與台灣的曆史、土地、認同去對話，也不再關心前行代作家小說中那種沉重的曆史記憶和政治議題；“二二八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五二0事件”這些名詞，已經在她們筆下消失。新世代女作家更感興趣的，是後現代消費情境與都市人生，是台灣在世紀末“情色熱沸”風潮中的欲望表演，是對女性議題、成長議題乃至當下人生的個人化敘述。她們“以新的時代感性麵對著多變的人間世情”，創作上則多以戲擬化的姿態，反諷、調侃的口吻，看似青澀、實則老辣的表現力，凸顯了“輕盈”的風格。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在上述主要創作流向之外，新世代女作家還有一些抒寫鄉土生活或城鄉對照的文本，陳淑瑤的《女兒井》寫海邊漁村的田園情景與生活驚擾，張瀛太的《飛來一朵蜻蜓花》表現鄉村少年的流浪人生和美好情愫，賴香吟的《熱蘭遮》在尋找生命歸屬中的傷逝歸鄉，都以她們的個性化描述，帶來了另一種解讀人生的方式。
以總體的創作流向來論，對政治議題的疏離和反諷，成為新世代女作家文本的普遍傾向。在朱國珍的《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中，這種疏離感表現得尤為突出。作品用輕描淡寫的口吻講述年輕的女主人公亞維儂的故事，白描手法的背後呈現的是這個社會已經無法言喻的亂象。亞維儂喜歡到一個名叫“諾亞方舟”的酒吧喝酒、跳舞，她身份暖昧，有錢有閑，擁有浮光掠影般的生活。與一見麵就上床的原住民男子伊將交往，當對方向她滔滔不絕地講述政治理念和族群命運的時候，亞維儂的反應十分冷淡，她說：“因為我從來不談政治。我喜歡談藝術品。”“對她而言，所有跟政治有關的現象都是不真實的，像夢境一樣，睡醒就忘記了。”而從前與企業家之子談戀愛的時候，“亞維儂從來不談政治；企業家在解構當下政治現象的同時，也戲謔地鋪陳出一個後現代台北都會的情境。
郝譽翔《兩地》的中男主人公，一個正在戀愛狀態中的年輕人，看到街上緩緩走過的遊行示威隊伍，“他忽然想到自己念書時對政治參與的血脈僨張，解嚴那些年還參加過幾次靜坐抗議，流著淚和一群陌生人齊聲呐喊，全身如發燒般地滾燙，死亦不足惜，真難想像現在的他對這個遊行隊伍的主題是什麼都還搞不清楚。大家的意見實在太多了，他模糊地想，有時真該好好控製一下才對。”透過主人公對待政治運動態度的前後變化，也可窺見，在泛政治泛道德泛教條的東西的不斷積累和壓抑下，這一代年輕人早已對政治采取了疏離與厭倦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