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從前世代同性戀小說最明顯的不同，90年代的酷兒寫作，大膽凸顯了同性戀的情欲隱秘和邊生存，重新闡釋了“情”與“色”的關係，無止境地追求肢體感官的滿足，欲望場麵的鋪陳，將女同性戀者從精神到肉體的世界暴露無遺。有的女作家甚至以“女同誌”個人的切膚之感進入文本，意欲用文字為女性同性戀者爭取空間。陳雪《惡女書》在出版時即以其“驚世駭俗”，赤裸裸細部刻畫同誌情愛的風格而引起一陣騷動。小說中的“我”（草草）12歲時父親亡於車禍，母親為供養女兒而當應召女，“我”為母親感到羞恥逃離家庭，17歲時以性的亂交報複母親，後來又陷入與女子阿蘇的同性戀感情。這部充斥著赤裸的感官展覽和狂亂的欲望場麵的小說，出版社曾主動以“兒童不宜”的方式限製發行。誠如張芬齡所言：“陳雪在這本小說集裏，以近乎傾瀉的筆調書寫女同性戀人的沉淪與掙紮，失落與追求，狂亂與狂喜。在處理性愛場景時，她更是以強光聚照式的字眼，攤開人物的肢體，直接訴諸讀者最原始的感官。”乃至《夢遊1994》，題材上較《惡女書》更加多元——雙性戀、戀物癖、同誌戀人在現實世界的困境等等，都一一呈現在陳雪的筆下，成為其性別越界，顛覆傳統性別定位的欲望演出。與其他作家將同性戀當作一種病態或社會問題的觀照視角不同，陳雪為她筆下的同性戀者賦予了冰清玉潔的氣質，追求自我的人格力量和頗有前景的未來。紀大偉認為“其實陳雪寫‘惡’就是在挑釁傳統，她在擴大女同性戀的麵目（而不是在逃避女同性戀的身份），她在異性戀主流社會的夾縫中經營女性的、同性戀的次文化（而不是在逃避社會）。”這就將陳雪等酷兒們的邊反抗立場，充分彰顯出來。
邱妙津的《鱷魚手記》，特別是她表現殉情主題的絕筆之作《蒙馬特遺書》，都采用書信告白體的形式，以極其熾熱的“同誌”情感，反複述說著一個年輕女子植根於深層的欲求：”我是天生熱愛女人的。”小說把這種女同性戀的愛欲煎熬、懺情、傷逝、自毀又自戀，表現得飽滿充沛，淋漓盡致，極言生命欲望的痛苦。作者最後以她的巴黎自戕，為“同誌”之愛寫下了最慘痛酷烈的注腳，《蒙馬特遺書》遂成生命絕唱。洪淩的《異端吸血鬼列傳》等作品中，到處充斥著所謂酷兒愛欲活動的先驅象征的“吸血鬼”意象，她將科幻、後設、魔幻、色情、暴力融為一體，去描寫同性情欲的多種變形和異化，呈現給讀者一片腥香血色欲望狂亂的“酷相”。正是以這種典型的性政治文本，洪淩顛覆了傳統的秩序，也在無形中顯現了20世紀末台灣社會那種狂野迷亂的敗德氛圍。
從文學角度講，“酷兒”對邊議題的開掘，對中心話語的解構，使它明顯地帶有“後現代”文本的色彩。種種偏執而異端的同性戀描寫，表明的正是他們集合邊力量反擊中心的某種寫作策略。有論者所稱：“沒有這些妖言雜音，便不可能改變、顛覆、摧毀、重組父權異性戀社會的‘陽具中心’色情深層結構”，所以，他們期望的是“女人出匭的情欲能量足以崩蝕父權性戀體製的根本。”然而，人們應該正視的是，在“情欲自主”的口號下，傳統的異性戀機製被打破了，如今台灣是多元化或者另類化的市場，連讀者群也多樣化。書市裏，女同性戀、男同性戀，不僅有其代表作，也擁有各自的小眾讀者群。許多新名詞天天在向台灣讀者“洗腦”，諸如“同誌”、“‘酷兒’、“對胎”、“出匭”等。文學商品化的推動，讓這類作品以文學的操作、另類的形象、商業的包裝、獵奇的效應，直接競逐暢銷書排行榜，也讓一些粗鄙的色情寫作，製造出低下“器官文學”。還有台灣政治世象的紛雜，讓這種隻描寫“性”的作品，在以“邊”顛覆“中心”的本質呈現中，實際上已經涉入了廣義的“政治”。“性”與“政治”的某種互喻性和同構性，使這些同性戀小說成為性轅政治文本，成為酷兒的科幻小說和魔戒小說。再加之台灣宗教亂象的影響，各路“亂力怪神”也帶著“魔幻情節”走進酷兒的文學世界。這諸多因素的影響，讓酷兒小說的形象愈發顯得怪異而迷亂、駁雜而喧囂。在文學商品化的時代，情色文學如何更上層樓，提升品格，這對於有誌此道的作家們，也是“後現代”語境中的一種“後創作”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