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中心：後現代文化潮流的湧動
台灣的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開始興起於80年代中期。最初是在文學層麵上躍動，它主要以“現代化”為名，反對鄉土文學所堅持的現實主義和文學的使命感。隨著1987年的解嚴，政治、文化禁忌很快被打破，台灣的文化形態顯示出它眾聲喧嘩、多元發展的格局。到了90年代，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已經相當強大，並成為台灣社會文化的主導形態。在新的文化環境中，後現代文化思潮和與其不斷碰撞融合的台灣女性主義思潮，就成為90年代台灣女性文學創作的重要精神資4。
一般說來，後現代文化思潮是隨後工業社會的發展而出現的，它實際上屬於都市文化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台灣為了趕上世界範圍內興起的新技術革命浪潮，從80年代起便開始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以實現從勞力密集型產業到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轉化，並以經濟的自由化、國際化、製度化與之配套。當台灣越來越變成一個都市島的時候，資訊事業的高度發展和大眾消費的極度膨脹，使它具有了西方國家所定義的那種“後工業文明社會”的某些特征。與此同時，台灣工商資本經濟的發展給都市帶來的一係列問題，諸如人口膨脹、住房緊張、事通事故、環境汙染、失業人口、色情泛濫、親情疏離、人性變異等等，使社會趨於紛亂、雜遝和無序。社會大眾的消費導向，也使商業邏輯輕易地入侵了文化領域，將文化變成了消費品。如果說，文學對於工業文明社會的反映，往往是現實主義或現代主義的；而對於後工業文明狀態的文學表現則常是“後現代”的。當“後工業文明”社會的種種問題逐漸出現並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對這種社會狀態的“後現代”反映，也就成為一種勢在必然的趨勢。
後現代思潮在台灣的興盛，與知識文化界的推動不無關係。1987年，台灣大學外文係邀請美國當代後現代主義學者哈讚赴台做了有關後現代主義的係列演講，隨即通過台灣學術界和公眾媒體的力量，在島內掀起後現代思潮的熱浪。後現代主義作為西方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產物，是對西方成熟狀態的文明的一種反思和再認識。它以對一切宏大敘述的懷疑為特征，以對中心、權威、主流、崇高的解構為己任，並呈現出遊戲、反權威、反神聖的後現代風格。而台灣解嚴之後的政治鬆動和言說自由，使人們長期壓抑的精神狀態，在後現代文化思潮的那種解構與顛覆、戲謔與反諷之中，找到了釋放的途徑。90年代台灣的政治論述、情欲書寫、邊創作等現象，都與這種文化背景中的精神呼應相關連。
如果說，80年代的台灣女性文學，或以“女性啟蒙”的主導意識，訴說著現實社會中的各色女性問題；或以6離政治的姿態，營造著閨秀文學的愛情景象；或以女性的鄉土懷想，發掘著民族文化傳統的資4；但不管怎樣，這些創作大多走在秩序和軌道之內，它們在質疑現實的時候也正視現實。而到了90年代，台灣女性主義潮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有了新的變化。一方麵，隨著台灣婦女運動的高漲，女性爭取自我權益、參政議政的鬥爭更趨激烈，諸如1994年台灣女界要求修改《民法·親屬編》中關於女性無財產權法規的運動的勝利。一些直接參與社會運動的激進女性主義者，更激發了政治書寫的熱情。
另一方麵，90年代學院派女性主義學者的湧現，諸如張小虹、劉毓秀、顧燕翎、李元貞、邱貴芬、範銘如、梅家玲、石之渝、劉亮雅、何春蕤等人的著書立說，加之女書文化出版公司的大力推動，使得80年代中期以來“後現代主義”與“女權主義”相互滲透融合的西方最新理論動態得以傳播，促進了台灣的女性主義思潮與後現代思潮的攜手，在女性主體構建、“反邏各斯中心”、“解構男性神話”、“性別換位”、“身體政治”、“邊反抗”等問題上，台灣女性主義學者的學理研討和對女性創作的批評實踐，逐步探索著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結合與現實操作的可能性。正是在這種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思潮的影響下，90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中的政治論述與情欲書寫大行其道，並凸顯出其顛覆與另類的創作麵貌。
欲望革命：性別議題的再度開發
性在台灣文壇長期視為禁忌，女性尤其被排斥在這種生命體驗之外。幾千年的封建禁錮和男權壓迫，早已把女性的身體變成男性欲望的符號與工具。女性主體建構的缺席，使得女性情欲作為女性特殊的經驗區域，反而變成了未被開發的女性文化的“荒野地帶”。長久以來，隻有男作家敢於在作品中描寫女性情欲，女作家稍一越軌，便被打壓，60年代初期查禁郭良蕙《心鎖》的那樁文壇公案即是明證。隨著90年代女性主義思潮的激進，台灣女性文學開始大量涉足女性情欲，在性別議題的再度開發中，彰顯了女性的生命主體和欲望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