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為陳燁至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談台灣女性文學形塑過程不可忽略的一部作品，就台灣文學傳統而言，《泥河》有多層的意義：一方麵，書寫族群記憶，二二八傷痕的台灣文學創作領域，一向以具有“本土”意識的男性作者居多，女性的聲音十分薄弱。《泥河》的出版，帶進了女性的文學聲音。另一方麵，台灣女性書寫鮮少有明顯的政治關懷，《泥河》鋪陳福佬族的二二八傷痛，與同時期袁瓊瓊在《今生5》和蘇偉貞在《離開同方》的寫法相比，有更犀利的意識形態批判成分在內。陳燁的創作，與其台南望族的特殊而複雜的家世背景有著密切關係。陳燁的父親從小過繼給陳姓大房，父親的生父（陳姓三房）卻續弦了母親的再嫁生母。對於陳燁來說，這兩位親生的祖父和外婆，後來又撮合了浪蕩半生的父親，和自小過繼他人、為籌措養母喪葬費結婚複離婚的母親走到一起，這樣，在陳燁剛剛出生時，母親帶來了五位失父的異姓兄長，且他們都有著或身陷囹圄、或為社會浪子，或在生存邊苦悶掙紮的命運軌跡。而母係親戚在台灣的“經濟奇跡”中蛻變成暴發戶後，便一再挑起母親二嫁的羞恥。在這樣複雜混亂的家族關係中，陳燁身上有太多的傳說，仿佛她的出生就有很多亡靈附身，其家族也堅持認為陳燁有亡靈附身而導致他們家道沒落。正因如此，陳燁說：“我的寫作絕非振興家族，相反的，我是要終結封建的、罪惡的、傳統的大地主家族。我的寫作目的隻有一個：我要用文字來複仇”。“對我來說，那不叫使命感，我是被迫複仇，因為我從小受盡各種各樣精神上的屈辱，所以我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在做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安頓我痛苦的靈魂。”陳燁過於錯綜複雜的家族譜係裏，融入了太多的曆史記憶，要厘清這種龐大的家族關係，作者必須走進曆史。事實上，作者懷著苦悶之心於1984年創作《泥河》的時候，當時並不是要刻意地探索政治議題，而是要探索她母親的記憶深處，那種很典型的“二二八症候群”。陳燁談到，“我如果涉入政治，是因為我的家族裏，有國民黨的官1，有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有一九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有民進黨的大椿主，還有新黨的支持者，我隻是忠於書寫我的家族，政治在我的經驗很稀鬆平常。”《泥河》開始寫作的年代，這樣的作品根本無望發表，而1987年的台灣解嚴，不僅使作品在1989年的出版成為現實，也讓《泥河》恰好碰撞了重書曆史與解讀台灣新一波女作家創作的議題。
《泥河》堪稱台灣當代文壇上第一部表現“二二八事件”曆史記憶的長篇小說。作者以“霧濃河岸”、“泥河”、“明日在大河彼岸”三部曲來結構小說，它分別從同一個家族中的不同人物的敘述觀點書寫過去，探索記憶的深層底蘊。故事開始是80年代，故事進行中，各個角色都在追尋過去的“真相”。這三段敘述又集中於一個共有的交彙點，那就是母親城真華暗中念念不忘，在“二二八事件”中失蹤（6走高飛或被捕槍斃）的初戀男人炳國。這個男人同時也是叔叔年輕時向往的理想的化身，子女兒時夢魘、父母情感不合睦的根4。
小說敘述了母親城真華對於炳國的癡情如何影響到她與丈夫的關係，曾經揮霍過一段浮浪歲月的丈夫在絕望之餘，自甘墮落，散盡家財，而在這種家庭氛圍中長大的子女更成為上一代恩9糾葛的替罪羊。值得注意的是，“二二八事件”的陰影和創傷雖然在小說中一再出現，那位緊係全書眾多角色情感症結的炳國雖然也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下落不明，但是導致城真華與炳國有情人不能終成眷屬的真正原因，並非“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而是因為舊社會媒妁之言的封建枷鎖。事實上，如同有評論者從這部小說裏所看到的那樣，在福佬族心頭的“二二八事件”陰影，舊式婚姻帶來的家庭問題，以及作者借小說書寫來切入當代政治記憶的企圖之間，作品並未達到完全成功的整合，它或許與人們期待的“二二八小說”還有某種距離。但不應該忘記的是，陳燁於1984年開始創作《泥河》的時候，她更多地是從家族小說的框架起筆，在家族曆史脈絡的梳理中連綴了當年的“二二八事件”的曆史背景。作為一種曆史轉折的標誌性事件，“二二八事件”不僅造成了當年火光血色的慘案，而且給台灣人民心頭留下了永遠的痛。作者在揭示上述曆史背景所引發的某大家族的破敗和瓦解的同時，更注重發掘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心態，寫出其陰影如夢魘般幾十年仍未消散地籠罩著所有人的生活，“這樣，小說既是對曆史的反思，又是對現實的鑒照，正是在曆史和現實的連接點上，凸顯了強烈的政治批判意義。”其次，台灣女作家的這種重書曆史，是以女性為鋪陳其曆史敘述的載體，透過女性視角與個人化立場，通過敘述女性來敘述曆史。平路的《行道天涯》、《百齡箋》，李昂的《自傳の小說》、《漂流之旅》等作品標示的，正是這樣一種創作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