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的文學曆程與許多台灣女作家背道而馳。80年代，當女作家們多沉浸於愛情婚姻的女性議題的時候，平路是以男性化或中性化的冷峻寫實筆觸，通過《玉米田之死》這類創作介入政治議題的討論；90年代，當女作家們更多地走向“男性”敘述和實驗性文本創作的時候，平路卻逐漸走向女性本位的立場。《行道天涯》的副標題是“孫中山、宋慶齡的革命和愛情故事”，作者選取的雖是二十世紀初中國近代史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題材，但作品大量的筆墨是描寫兩個偉人特別是宋慶齡作為一個“人”的情愛生活和人性表現。作品寫出了孫中山的胸襟抱負和曆史貢獻，也涉及了人物的曆史局限性——“缺少一支堅強的革命武裝”，因此成了無餉無兵、無械無地的“空頭大元帥”，這些都顯得難能可貴。但作品把臨終前的孫中山描寫成一個懺悔的革命家，人物的內心獨白實際成了作家的主觀詮釋，這並不符合彌留之際還在呼喊“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偉人的真實心境。而對宋慶齡的描寫，則使貫穿這位20世紀最偉大女性心路曆程的，仿佛是一種難以壓抑的性欲。《百齡箋》通過刻劃宋美齡以她百歲生日前幾日仍忙於寫信的故事，重建拆解了戒嚴時期的曆史記憶。作品以嘲諷和同情的口吻，“描寫宋美齡藉書寫戰勝時間，贏得了她與蔣介石以及與蔣介石的眾多女人之間的角力，最終卻發現她仍依附丈夫，且未必戰勝時間。”在李昂那裏，作者以台灣女共產黨1謝雪紅為主人公的《自傳の小說》，曆時近十年創作而成，是作者的一部嘔心瀝血之作。作者在兩、三年間，“走遍了謝雪紅當年到抵的所在，神戶、東京、香港、上海、北京，甚至6至俄國，找尋她當年留學的遺跡”。這期間所寫的一係列遊記，定名為《漂流之旅》，它與《自傳の小說》互為印證，以李昂帶著政治意識的個人化立場來詮釋謝雪紅的形象。作者不僅描寫了謝雪紅在社會運動中的傳奇人生，更凸顯了她作為一個女人的內心欲念。
平路與李昂的上述文本，作為傳記類創作，作品大抵因為有太多的虛構和主觀色彩而難為一般讀者接受，但她們自己的獨特視角，她們顯示出來的與以往諸多曆史大敘述的不同之處，還是值得人們關注。這其中，一是以女性立場和女性經驗的融入，來描寫女性在曆史中的命運。平路談到，“在《行道天涯》裏，我聽到較多自己女性、自由的聲音”；李昂也把《自傳の小說》定位於：“謝雪紅，我要尋找的，又豈隻是你的一生。謝雪紅，你的一生，我的一生我們女人的一生。”二是以人學的觀點，將偉人或傳奇人物還原為普通人，去寫他們愛恨情欲的生命狀態，打破對他們的偶像崇拜。平路談道：“在我心裏認為，如同孫中山是個凡人一樣，蔣介石和蔣經國也是平凡人，基本上，我們必須接受他們和我們一樣是凡人，如此，我們才能在基礎上去了解和評估他們。·雖然因為寫了孫中山的小說而為自己惹了一些麻煩，可是我卻覺得自己很冤枉，因為我比很多人更喜歡他，我寫他完全沒有不敬的意思。”三是以強烈的主觀色彩和個人化的曆史意識，在曆史書寫中表現出曆史解讀的歧義性。平路認為，曆史的真實“主要還在於詮釋的過程，如何詮釋其實就係乎我們的主觀。”《行道天涯》以孫中山最後的失敗旅程切入，以各類倒敘、插敘、旁白式議論，拚貼出一個具有較多曆史意識觀照後的孫中山麵貌，同時，“一種新的曆史意識就以臆想的麵貌，被賦予了孫中山和他所屬的那個曆史。失敗不再是失敗，而隻不過是第三世界宿命的局限，單單‘同情的理解’，已可算是‘曆史意識’重建的預備。”南方朔對《行道天涯》的這種“後殖民論述”的解讀，也不失為一種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