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你無法接受被稱做是既得利益階級一樣，你也無法接受隻因為你父親是外省人，你就等同於國民黨這樣的血統論，與其說你們的喝國民黨稀薄奶水長的（如你丈夫常用來嘲笑你的話），你更覺得其實你和這個黨的關係仿佛一對早該離婚的偶，你往往恨起它來遠勝過你丈夫對它的，因為其中還多了被辜負、被背棄之感，盡管終其一生你並未入黨，但你一聽到別人毫無負擔、淋漓痛快的抨擊它時，你總克製不了的認真挑出對方言詞間的一些破綻為它辯護，而同時打心底羨慕他們可以如此沒有包袱的罵個過癮。應當看到的是，當人們無知地把眷村視為“外省第二代”，視為“壓迫本省人的政權的同路人”的時候，朱天心已經敏銳地察覺到90年代伊始台灣社會為眷村這個字所強加的種種生硬粗暴的政治標簽，於是她寧可自行解剖‘從未把這視為久居之地’的眷村視域，是如何在國民黨機器的擺布、操弄之下失去對土地的承諾，也失去‘篤定怡然’的生命情調。”事實上，朱天心、蘇偉貞、袁瓊瓊這些女作家的眷村書寫，是一種生命的紀念，更是一種情感的告別；它意味著封閉式、失根態的眷村已經失去它的生命活力，隻有與這塊土地的所有族群相融合，重新確定自己的位置，才有新的前途。“老兵小說”到眷村文學，這種創作所代表的，正是一部分台灣人民的要求與遠望。
書寫曆史：女性命運的重新闡釋
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隨著政治話語與族群議題的活躍、喧囂，引發了文壇對於台灣曆史的重新回眸與再度觀照，有關曆史記憶的書寫，遂成為90年代以來備受關注的創作現象。1995年的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就由幾篇“從記憶角落出現”的作品囊括前幾名，從而令評委們頗有“曆史幽靈徘徊不去”之慨歎。在女作家的陣營裏，陳燁、平路、李昂、施叔青、蕭麗紅、蔡秀女等人，則以女性寫作立場介入曆史，重新闡釋了台灣曆史場景中的女性命運。
這一波曆史書寫的潮流，與台灣解嚴之後政治化背景的凸顯直接相關。曆史記憶中呈現的，往往是政治認同的底色。近年來，不管是“統派”、“獨派”或第三者立場，其政治文學的創作往往從曆史入手，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深刻的曆史和現實原因。20世紀以來台灣文學史上，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日本殖民統治，給台灣留下深重的殖民地創傷，曆史的記憶裏充滿了被異族統治的屈辱和反抗壓迫的經驗。1949年國民黨政權遷台之後，台灣在社會發展的現實進程中，也曾因為官方專製統治，造成“二二八事件”、“清肅運動”等慘痛的曆史記憶。長期以來，有關台灣曆史和政治的撰述研究與檢討，往往成為政治的一大禁忌。隨著解嚴而來的體製鬆動，官方營造的政治神話和曆史記憶逐漸崩解，以往被禁錮、湮沒、刻意遺忘的曆史資料，重新被發掘出來，被遮蔽的曆史真相一一浮現，並對現實政治產生特殊的影響。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曆史記憶的恢複與重建、曆史真相的探尋與澄清，遂成為一種文學言說。誠如有論者所言：“在台灣，當統治者逐漸以獲得的權利而不斷修飾自己過往的曆史時，小說家卻以在謊言中拚湊真實的獨特眼力，痛戳統治者所施放出來的欺瞞，小說家嘿嘿的冷笑，無疑是對國王所穿的新衣予以最嚴酷的考驗。”這種通過曆史記述達到政治言說的創作，實際上也是台灣解嚴以來在泛政治化的氛圍中所出現的一種廣義的政治小說、不同政治立場的文學言說，加之台灣當下政治亂象的影響，使這類創作變得色彩斑駁，麵貌複雜。在某些反映“二二八事件”的創作中，就曾出現過刻意渲染族群矛盾的傾向。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人間》雜誌的同仁們，繼續挖掘和書寫著50年代台灣“清肅運動”所造成的白色恐怖史。藍博洲以紀實風格而創作的《幌馬車之歌》，記載了鍾浩東、王添燈、邱連球、林如堉、郭琇琮、簡國賢這些“二二八事件”之後犧牲者的生命曆程。鍾喬的《壁中壁》，也被陳映真稱為“台灣當代第一部以激動的台灣40年代末、50年代初戲劇運動和地下黨運動的交錯為背景的小說。”在有意渲染族群矛盾的“二二八小說”勢頭減弱之後，上述創作跳出了特定曆史階段的悲情訴說，開始向著更廣闊的時空領域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