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小說：弱勢族群的心聲傳達
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台灣社會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和島內求新求變呼聲日益高漲的情勢下，在海峽兩岸迅速發展的形勢推動下，台灣當局以1986年3月的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為起點，逐步開始了政治革新工作。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當局正式宣告解除了實行38年之久的台灣地區“戒嚴令”，以“國家安全法”取而代之。隨之而來的，是取消戒嚴狀態下的部分軍法措施，縮小為實施戒嚴而成立的警備總部的職權，有限製地恢複了民眾集會、遊行、罷工等權利；開放了黨禁，有條件地允許成立包括政黨在內的政治性團體；並適當地開放了報禁、書禁。解嚴這一舉措對於台灣政治體製的變動、台灣思想文化的發展乃至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都發生了巨大而長久的影響。隨著台灣“強人政治”時代的結束，政治體製開始由國民黨的“一黨專製”向“一黨優勢”（國民黨）、“兩黨抗衡”（國民黨、民進黨）、“多黨競爭”的政黨政治轉型。解嚴帶來的言論尺度鬆動，加之1983年蔣經國去世，蔣家王朝迅速落幕，李登輝意外接掌政權引發了權力機構大洗牌，這使得40年來潛在的族群權力關係問題浮出水麵，族群意識遂成為解嚴之後台灣政治、文化界的一個重要議題。在近年來日益高漲的族群論述中，有人提出當前台灣社會存在著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以及1949年遷居台灣的“外省人”四大族群。這其中，相對於福佬族群，那些長期遭受壓迫與摧殘而麵臨種族生存危機的原住民，那些在輾轉遷徙中客居窮鄉僻壤劣勢生存環境的客家人，也包括40年代末隨國民黨遷台的、隨時間流逝已經由強勢變為弱勢的所謂“外省人”，都被視為處於台灣族群圖譜邊的弱勢族群。這種情形所提示的，正是台灣社會族群關係問題的複雜性。由於當權者政策失當而造成的族群不平等關係，使得族群問題的討論往往纏繞著複雜的政治認同話題；而從社會正義、文化重建以及人道主義立場出發的族群關注，又使得族群問題帶有一種人文關懷的理想。近年來，由高山族新世代知識分子創作的原住民文學，由客籍作家創作的表現客家族群生存麵貌與文化意識的客家文學，以及屬於“外省人”的第二代，多出生於台灣的戰後新世代作家們所描寫的眷村小說，皆屬於傳達了弱勢族群呼聲的文學創作。
台灣文壇對於“外省人”生存處境和人生命運的關注，有其自身的發展演變過程。從作家角度看，大陸赴台的第一代作家，他們在50年代台灣文壇上的創作，多以回眸的視角書寫他們從前的大陸經驗，而對“外省人”在台灣的當下生存境遇還無更多顧及。大陸赴台人1的“第二代”作家，如生在大陸、成長於台灣的白先勇，雖然較早地關注到赴台外省人到台灣以後的命運，但他多反映上流會中豪門貴族、名媛巨賈的生活變遷，作品充滿了曆史興衰和人生無常的滄桑感。真正致力於中下階層外省人居台經驗訴說的，是大陸赴台人1“第二代”的另一部分作家，他們多是出生於戰後台灣的新世代作家，由於大陸生存經驗的缺席，創作更多地轉向對赴台外省人的現實命運觀照。這其中，朱天心、袁瓊瓊、蘇偉貞等一批女作家的加盟，以她們自幼在眷村長大的生命體驗和反觀眷村人生的文學視角，共同觸及了族群問題的政治背景。同時，她們的創作也從一個方麵見證了90年代以來女作家的重要轉向之一，即寬泛的“政治化”創作。
就創作本身而言，赴台外省人中的老兵問題，首先進入戰後新世代作家們的視野。老兵們早年跟隨或被國民黨政權裹挾到台灣，離開軍隊後，謀生沒有一技之長，投親舉目茫然，又得不到當政者的妥善安排，隻得輾轉流落於社會底層，不僅婚姻問題和老年狀況陷入困境，行為也常常在壓抑扭曲中產生變異。在張大春、苦苓、履疆、王幼華、吳錦發、黃驗、李赫、洪醒夫、曾心儀、朱天心、蘇偉貞、雪眸等作家筆下，都出現了這種“老兵小說”。
之後出現的眷村小說，標誌著外省人居台經驗的拓展與深化，也是老兵題材到其眷屬題材的擴大。所謂“眷村”，是指國民黨當局為遷移台灣的帶有家眷的中下層官兵提供的住所，從幾十家到成百上千家，大小規模不等，聚落為村而得名。眷村作為一個非血5、非宗族關係建立的聚落，經濟來4主要靠當局的薪俸，是國民黨政權遷台之後產生的一種特殊社會結構。以眷村生活為觀照對象的眷村小說，主要表達了外省赴台人1的後代對於早已淪為弱勢族群的“外省人”生存處境和人生命運的關注。早期的眷村小說多由年輕的閨秀作家所創作，清純的風格，自傳的色彩，頗具感性的文體，構成這類作品的特點，如朱天心的《未了》、袁瓊瓊的《有5千裏》等。後來的眷村小說，如袁瓊瓊的《今生5》、蘇偉貞的《離開同方》、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等幾部小說，或展現父輩由大陸集體遷台的曆史，或反省眷村人獨特的生活態度，由此探尋“台灣的外省人”之曆史與現實形成的根4，對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幾十年的恩9糾葛進行了個人化的思考。在解嚴之後有關族群問題的討論中，因為眷村的“外省人”身份，他們曾被人貼上“既得利益者”的標簽。麵對這種責難，幾位在眷村長大的女作家，是以溫暖感傷的眷村生活記憶，為自己所屬的社會群落作溫和的辯護，同時也表達出家國神話破碎後的流落感與認同危機，並引發出對眷村與政治權力關係的深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