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偉貞的長篇小說《離開同方》，不再像《有緣千裏》那樣，以幾位賢良而又熱情的太太、母親作為主角，而是圍繞著幾個精神失常人物展開人生的一幕幕悲劇。段叔叔是一位講究潔癖的孤獨者，又是一挨近老婆就渾身發抖的性障礙患者；袁伯伯是一個酗酒尋歡、放蕩無羈的男人，終日沉迷於混亂的男女關係；李媽媽作為無法說出其子女的父親是誰的精神病人，隨戲班走後又得了失憶症；方媽媽則因獨生女兒失蹤導致精神和身體的雙重崩潰，終日躺在床上怪獸般嘶喊。
被父輩這種病態生活氛圍所感染的眷村子弟，也陷入了一種生命與人性的迷亂狀態。如袁寶因高燒而導致癡呆；狗蛋從小少言寡動，神秘兮兮；平時修養甚好的趙慶，最後竟成了告密者和殺害其繼父的凶手；三歲的小白妹也由於病態的敏感和嗜睡而顯得怪裏怪氣。小說中的恩怨故事最終在“大家都瘋了，場麵完全失去控製”的互相廝殺的描寫中落下帷幕，印證了作者幾次通過人物之口發出的“我們村子全瘋了”、“這裏的人沒有幾個是正常的”等論斷的真實性。
作者在上述瘋癲的人物描寫背後，傳達的是對眷村乃至某種時代社會問題的深刻觀察。怪癖的段叔叔最後發現的，是自我人生角色的倒錯：“我原來是個種田的，怎麼會當上軍人？而且還當那麼久！”李伯伯的怪異性格，與其被戰爭摧毀了生殖能力，又因時代離亂而草成了不幸的婚姻有關係。顯然，“時代的殘缺使一些人瘋了、健忘了、無品了，或無奈地不完整地煎熬著。”有感於眷村這種腐敗、沒落的氣息，小說的重心在於“離開同方”，而開頭和結尾卻在寫“回到同方”，這裏流露的正是作者對於眷村及其子民在排拒與接受的兩難選擇中，既恨且愛的複雜情感。
袁瓊瓊的《今生緣》，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是我想獻給我母親和她那一代人的一本書。”作品從“外省人”飄流渡海來到台灣寫起，詳細敘述了這群人背井離鄉，到一個舉目無親的陌生海島存活的惶恐與掙紮；最終寫到男主角陸誌蘭經不起生活重擔的折磨，撒手而去，徒留妻子慧先拖著幾個嗷嗷待哺的幼兒，繼續支撐風雨坎坷的人生。與其說這部小說寫的是眷村男女錯綜複雜的情愛關係，不如說它鋪陳了這個特定族群在亂世裏掙紮求和的心酸血淚，凸顯了眷村的集體意識及社區意識。台灣文學批評家陳義芝認為此書是“為台灣眷村生活立碑，終結了蘇偉貞對離亂世代、四十年來社會生活之觀察與關注”，作家張大春也評價此書“宏觀地將視線投射到眷村兩代人物的車戮車葛底層，於是，幾椿跨階級、跨世代的戀情便聚合成抗拒族群文化的象征。”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對眷村生活也采取了審視與省思的態度。作品在那種“濃濃的眷村味”中寫空軍村、海軍村、陸軍村、憲兵村、情報村裏各具特色的眷屬生活，寫眷村子弟在這種環境中的青春喚醒與人生成長，也對眷村人未能紮根土地的現象給予了深刻的反思。在作者筆下，小說主人公所熟悉的眷村子弟在那些年間，並沒有真正把台灣當作此生紮根之地。“眷村是無根的，唯一的親人是父親。”朱天心一再呈現的這種心理情結，其中的答案再簡單不過，“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原來，那時讓她大為不解的空氣中無時不在浮動的焦躁、不安，並非出於青春期無法壓抑的騷動的泛濫，而僅僅是連他們自己都不能解釋的無法落地生根的危機迫促之感吧。”這種失根和無根的狀態，曾讓眷村陷入精神的低迷無望與鬱悶窒息之中。另一方麵，小說特別揭示了眷村與國民黨的微妙關係，傳達了眷村後代複雜難言的政治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