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的作品，連綴的正是眷村小說前後期不同的創作麵貌。朱天心於1958年出生在高雄鳳山黃埔軍校門前的小村裏，是個典型的眷村子弟。她居住過不止一處眷村，從這一眷村遷徙到那一眷村，不同的眷村洋漾著相同的氣味，象朱天心這樣的眷村人，甚至能夠在眾生中嗅聞到眷村的氣味。“怎樣想到寫眷村？朱天心說，她認為眷村是弱勢團體中的一支，與其他弱勢團體相仿佛，在社會之中乍看都沒有什麼問題，但在朱天心眼裏，這些弱勢團體中的人都是邊人，他們的生活方式比較主觀，或許發現客觀不能認同這個社會的價值觀”。《未了》這部小說表現的是眷區子弟的成長曆史，它充滿了濃鬱的人情昧，是朱天心用心來寫成的作品，字裏行間流淌著一種溫暖眷戀的情感。小說從夏家遷入眷區一直到遷出眷區，人物的故事貫穿了整個眷村的曆史。夏家的三個女兒，青雲、縉雲和白雲，她們在眷村度過的童年時光，她們在眷村萌發的青春意識與初戀情感，以及她們走出眷村之外的求學歲月，概括的正是眷村中一代年輕人的成長經曆。眷村人所倚重的生存背景，特別是那種“濃濃的眷村味兒”，則彌漫著中原傳統文化的氣息，而這又成為眷村子民共同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方式。在這種眷村文化氛圍中生活的孩子們，他們的成長也就更多地帶有了眷村人生的色彩，蘊含了台灣社會變遷的幕幕影像。小說頗帶女性情感特質的描寫，深得台灣作家司馬中原的好評。在他看來，《未了》“是感覺小說，像一串碎碎的琉璃就撒在你的麵前，在紛亂之中呈現出一片金銀來，是一種幽微的心靈世界的刻繪，它寫家宅、寫眷區、寫童年，非常的細膩而且深刻，讀來有三分甜蜜的意味和七分的蒼涼感。”無獨有偶，另一位出身眷村、後入軍校的女作家蘇偉貞，也以長篇小說《有5千裏》凸顯出眷村子弟在“眷村文化”背景中的成長。作品以1949年東港空軍眷村裏的生活為發端，綿綿延續，擴大為對整個現代台灣人物百態的刻畫，見證了眷村子弟成長向上的意誌力。初到台灣，眷村人起初大都將台島視為人生的暫時避難地，眷村“隻是一個過程，並不是目的”。但他們很快發現，身在異鄉他土，既返鄉無望，又無法真正融入腳下的土地；於是乎，離亂的記憶，鄉愁的纏繞，現實的憂慮，曾使眷村沉浸在一片低迷的生活氛圍中。隨著台灣當局“反攻複國”政治神話的一再破滅，老一輩將士征衫早卸，新一代眷村兒女則長大成人，給眷村帶來低迷中的希望。眷村人感到“雖然不是生在這兒，卻長在這兒”，他們逐漸對眷村有了認同感，把它當作第二故鄉。《有5千裏》開篇寫千裏5會，藉一群孩童的成長過程，記錄下了眷村子弟交纏於歲月和土地之間的記憶與情感，縱使有人意外死亡，有人5盡散去，但終究“村子不6，他們又在一起了，什麼都變了，什麼都沒變”。蘇偉貞不僅刻畫了這群孩子對眷村的深厚情感，還特別描寫了那種“濃濃的眷村味兒”。眷村裏敬老愛幼的風習，鄰裏之間和睦相處的傳統美德，普通人在逆境中相濡以沫的美好情感，以及眷村子弟熱愛生活、努力上進、樂於助人的成長力量，所有這一切，都以一個特殊“族群”的相互聯係和凝聚力，構成一種獨特的“眷村文化”。
90年代以來的眷村小說，因為當前族群問題的凸顯而格外引人注目。作為外省人的“第二代”，朱天心、蘇偉貞、袁瓊瓊這些女作家在“複國”的政治神話宣傳和父輩對國民黨當局雖然失望但始終不棄不離的情感中長大，其政治認同不斷遭遇社會巨大變動中的自我質疑，特別是在“家國神話”破滅後，她們的眷村小說流露出強烈的族群焦慮感。一方麵，她們揭示了眷村人所遭受的人生困頓、封鎖壓抑，“外省人”在台灣社會中由強勢淪為弱勢的“族群”變動軌跡，力圖見證族群矛盾由來、族群現實症結的複雜性。另一方麵，她們更著意於反省眷村種種不盡如人意的缺失，寫他們的飄泊“失根”狀態，並大膽地揭示了眷村人與國民黨之間“仿佛一對早該離婚的怨偶”的微妙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