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看，李昂的這類創作，第一，它往往以豐富的心理學和社會學以及精神醫學上的知識，使其作品的“性描寫”具有相當的心理基礎。正因如此，她讓我們看到，“李昂小說中每一次的做愛都不是在極快樂或極浪漫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是在極矛盾、極苦悶或極虛無的狀況下發生的，因此接下去縱然李昂對性動作描寫極為細膩，卻也極少帶給人異色遐想，甚至嚴格他說，她的性場麵的描寫卻常常帶給人一種極苦悶的感覺，也就是說李昂小說中的性描寫，有一大部分好似隻是為了在發抒主人公苦悶的心靈而已。”第二，李昂作品的“性描寫”，基於她對現階段台灣女性的情與欲所麵臨的難題有著深刻認知。對李昂而言，“性”是女人建構自我的一個重要過程。在價值觀念急劇變化、兩性相處更加複雜的台灣當下社會裏，女性麵臨人格壓抑與情欲衝突的時候，應該如何自處？女性在父係傳統與性別之戰的紛爭中，又將怎樣抵擋男性沙文主義，有效地避免成長過程中所經曆的挫折與傷害呢？“性”在女性的成長過程中，對於喚醒女性的自我主體和性別意識，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這正是過去世代的女作家所不曾直麵的女性命題。李昂的特異之處，就在於她以女性本位的立場，在女性情欲的書寫中，正視了女性被遮蔽的生命本相。
第三，李昂作品中的“性描寫”，不是“以性言性”，而是”以性言他”。李昂也強調，“性”在她的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幫助女人開發內心深處的自我，“性”在李昂的小說中往往有其社會曆史的脈絡。李昂這樣歸納她小說裏的“性”：“我走的不是一個單一的情欲問題，‘性’基本上還是會跟社會的脈動有關。”李昂的“性描寫”往往融入社會生活的描寫，她筆下的“性反抗”也自然成為一種社會反抗的象征，這點恐怕是李昂小說的“性”題材與其他當代流行的“情欲書寫”最大的分野。
李昂在創作方法上體現了兼收並蓄的創新精神，她熔傳統、現代、西方、中國的藝術技巧於一爐，既采用古典文學中的工筆、白描等手法，又吸收了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象征、意識流、夢境、感覺、魔幻等表現方式，給人帶來比較開闊的藝術視野。
與李昂在性文學領域的大膽反叛相一致，其作品文風潑辣、強悍，善於強化感情氛圍，引發人心的強烈震撼。特別是她對以往“閨秀文學”軟性格調的突破，帶來了台灣新女性主義文學堅實、新異的藝術品質。
廖輝英：女性問題的文學詮釋
80年代崛起於台灣文壇的女作家群體，顯示了新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的前衛恣態。廖輝英作為其中的佼佼者，堪稱純粹的“女性問題作家”。她的作品，往往在題材的日常性中見出豐富的社會內涵，並透過婚姻、愛情的演變過程，來觀照女性命運與提升女性意識。對於那些在傳統與現實的擠壓中摸索前行的台灣婦女而言，廖輝英關於婦女的曆史命運、生存景觀以及情感遭遇的深刻檢討，無疑成為台灣女性社會境遇和成長過程的一麵鏡子。
廖輝英的小說創作，有著現代職業女性的工作背景和獨特經驗，也銘記著一個女性主義者的精神意向。這位1948年出生於台灣省台中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的女作家，1970年畢業於台灣大學中文係。廖輝英人生的起步沒有跨入令她夢牽魂繞的文學界，而是馳騁於社會疆場。在廣告圈和企業界拚搏沉浮了14年的人生曆練，造就了廖輝英精明幹練的“女強人”現象。雖然一時與文學無5，廣告界的工作卻為她廣泛接觸社會層麵打開了一扇窗口，為她日後躋身文壇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素材和情感經驗。在這個生存競爭十分激烈的行業裏，廖輝英以自身的能力和毅力，從最基本的撰稿人1做到高級主管，雖然贏得“文案全才”，”快手輝英”的美譽，卻也嚐盡了職業女性馳騁社會疆場的酸甜苦辣，同時目睹了太多的生存打拚、紅塵男女和悲觀離合。她接觸到很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經營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格性向，從中感受到一個社會的大動脈，整個人生的真實縮影。特別是對職業女性人生奮鬥的感同身受，對社會轉型過程中台灣女性命運遭際的關愛和重視，使她在1982年初登文壇之際便加盟新女性主義文學創作。是年，廖輝英以處女作《油麻萊籽》，一舉奪得《中國時報》第五屆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1983年，又以中篇小說《不歸路》，獲《聯合報》第八屆特別小說獎，並有了”最善於掌握現代男女兩性情境的作家”的雅號。從此，她把目光投向女性，逐漸成為一個最懂得詮釋女性感情滄桑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