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為風潮的新女性主義文學
進入20世紀80年代，台灣島內經曆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震蕩，出現了多元化的社會趨向。在政治形態上，國民黨於戰後台灣建立起來的政治體製，到了70年代末遭遇新興勢力的強烈挑戰。隨著島內民主化呼聲的日益高漲，台灣當局於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了實行長達40年之久的戒嚴令。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性潮流，兩岸關係的現實命題與呼籲祖國統一的時代趨勢，使台灣當局被迫放鬆其政治控製以及與大陸的交往，海峽兩岸40年的嚴密禁錮與隔絕終於被打破。在經濟形態上，台灣都市化的程度更為提高，產業結構日益複雜化，正經曆著從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的過渡。在文化形態上，大眾消費文化的膨脹，傳統價值觀念受到巨大衝擊，後現代文化開始迅速崛起。社會環境與文化形態的多元化，使台灣文壇也出現了多元化的寫作路線，過去那種現代派文學或鄉土文學一枝獨秀的局麵已經成為曆史。在多元化的文學趨向中，“80年代台灣文壇最引人矚目的兩個現象是：政治、社會小說的盛行，和女作家的崛起。”台灣新女性主義文學創作，正是在這種新的文化境遇中，顯示了女性的群體力量。
新女性主義文學，是20世紀50年代初發韌的台灣女性文學在80年代的新發展，她以鮮明的女性主體意識和豐富的社會生活內涵，激揚起女性前衛的時代旗幟。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創作現象，新女性主義文學在作家群體、創作數量、文學品位、社會影響等方麵，大有壟斷台灣文藝界暢銷書籍排行榜之陣勢。眾多的女作家異軍突起，形成一股蔚為壯觀的女性文學潮流。在這陣容龐大的作家群中，小說家有李昂、廖輝英、朱秀娟、袁瓊瓊、肖颯、蘇偉貞、蔣曉雲、楊小雲、李元貞、許台英、曾心儀、周梅春、陳燁、平路、陳豔秋、王玉佩等人，詩人有羅英、馮青、斯人、沈花末、夏宇、利玉芳、萬誌為、葉翠蘋、曾淑美、陳斐雯、羅任玲等；致力於散文、評論的有龍應台、鍾玲、鄭明娳、洪素麗、方娥真、陳幸蕙、簡女貞等。她們以現代社會知識女性群體覺醒的姿態，再創了台灣女性文學曆史的輝煌。她們的作品，讀者甚眾，影響廣泛，許多小說的題目，如《自己的天空》、《不歸路》、《陪他一段》等等，甚至以社會大眾流行語的形式頗具傳播效應。
新女性主義文學於80年代台灣的出現，有其具體的原因。第一，在台灣社會工商業化的過程中，隨著女性大眾的文化教育水準與就業率的不斷提高，帶來了知識女性群體與職業女性群體的擴大，這就為文學反觀女性自身命運提供了曆史的契機。1953年，台灣女性10歲至24歲人口平均隻受到不足4年的教育，僅為男性受教育年數的57％。而到了1983年，台灣女性12歲至24歲人口已經平均受到10年教育，與男性相差無幾。台灣自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來，小學生入學率大為提高。高等教育也從1950年以前的三所大學，發展到1980年的104所大專院校；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比例，1982年達到8％，比10年前高出3援6％的比分點。女性因之而贏得的讀書機會，為她們接受現代文明，從事文學寫作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
第二，女權主義運動的思想影響，為新女性主義文學的勃興提供了強大的思想背景。六七十年代歐美女權主義運動的高漲，世界性婦女運動的蓬勃發展，改變了台灣婦女生存的大環境。台灣的婦女運動，在一批女性主義者的努力下，不斷掀起風潮。淡江大學教授李元貞於1982年2月創辦《婦女新知》，在當時台灣這個女性主義的唯一陣地整整堅守了8年。隨著晚晴協會和婦女教授會等新興婦女團體的相繼成立，分擔並且支援了《婦女新知》的工作和理念，女性主義也開始從社會禁忌變成了文化市場中的新興力量。台灣新女性主義運動的內涵，已經不再僅僅是解決女性的人生痛苦、婚姻悲劇和經濟獨立問題，它升華到以對男權統治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完善來建立兩性和諧的社會，以女性的社會參與、人性自由和精神建樹來實現女性解放的更高層次。80年代脫穎而出的台灣女作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這種新女性主義的潮流洗禮，李昂曾經直言：“我不否認我受到女權運動者的影響”；回眸文學生涯，廖輝英這樣定位自己：“我是個女性主義者”；而對於李元貞來說，則是直接從新女性主義運動走向新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的。事實上，“女性主義批評在文化話語中的滲透改變了而且正在改變人們從前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使傳統的性別角色定型觀念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正是由於新女性主義的思想啟蒙，新女性主義文學呈現出不同於以往女性書寫的創作新質和作品風貌。
第三，隨著婦女社會參與機會的增加，台灣婦女更多的從家庭環境走向職業崗位，從愛情婚姻的私人空間走向社會活動的公共領域，從賢妻良母形象走向多元化的社會角色。這種人生背景與女性角色的轉換，使婦女麵臨新天新地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著工商業社會與男權傳統的多重困擾。從職業女性的角色緊張，單身女性的擇偶難題或獨身現實，以及外遇、未婚媽媽、家庭與婚姻的解決無力等問題；到社會禁忌的阻撓，男權話語的重壓，環境汙染的惡果，人際關係的疏離，社會暴力的存在，色情行業的泛濫等症結，台灣社會已經積累了諸多問題。盡管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基於男尊女卑封建傳統的性別歧視依然存在。1985年2月，台灣政治大學教授柴鬆林在以“婦女最關心問題是什麼”為題的問卷調查中，“婦女在法律上不平等”、“男女不能同工同酬”的問題仍居答案首位。80年代新女性主義文學創作，正是從女性的自身境遇和社會境遇出發，來對女性地位的曆史真相和生存現實勇敢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