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的旗手們從自身作起，反對包辦婚姻。比如，魯迅反對包辦婚姻，他隻反對一半，他反對的是朱安女士，卻並不反對包辦婚姻的老娘。如果說魯迅在這場婚姻中是個犧牲品的話，那麼，朱安女士則是更大的犧牲。因為魯迅接受了這場婚姻，隻是為了不惹母親生氣，並且自言朱安女士是母親送給自己的一項禮物。對於朱安，魯迅並沒有盡過任何丈夫之責與丈夫之義務。這場婚姻中，朱安又成了魯迅的犧牲。至於“我的朋友胡適之”，一看別人都在家展開了解放運動，也跑到家扯反旗。沒想到那小腳太太江冬秀的反動堡壘比較堅固，據說這女人當場拿出一把剪刀揚言：離婚可以，但是我拿剪刀先剪死你的兒女，再剪死我自己。據說瀟灑浪漫的胡適望風投降，從此再不敢提離婚的事兒。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旗手們反對包辦的妻，不敢反對包辦的娘；隻在家庭中爭自由，卻忽略了政府的專製。也許家庭中的婚姻不自主是他們的切身之痛，所以他們的民主小旗隻在臥室的床頭飄揚，卻沒有插到國家市政的廣場上。這裏扯得有點遠，但是研究曆史不能忽略細節，細節才是真正的曆史，隻可惜我們過分熱衷於總結規律了。
中國的聘娶婚製一直有商品買賣的嫌疑，甚至時有女家惡意哄抬物價，一女許配多家的事發生。聘娶婚的第二個特征即是商品買賣婚
有人幹脆把聘娶婚叫作財產婚，或者買賣婚。因為聘娶婚的成立，是雙方父母通過媒人這個雙料經濟人，經過一係列的針對聘禮的拉踞式的討價還價才走向交易的。當然，聘禮的初始意義隻是一種禮儀規定，但是雙方對聘禮數量與質量的過分執著與堅持，讓無識之士也能看出端倪來。更關鍵的是，親家雙方還可以在禮儀這塊遮羞布下進行堂而皇之的討價還價，一點也用不著難為情。
皇帝不急太監急，世人對這種現象看不慣。清代史學家趙翼在自己的《二十二史劄記·財貨》中說：凡婚姻無不以財幣為事，爭多競少，聒不為怪也。看趙先生的意思，婚姻裏竟然存在有賄賂現象。這一點我信，比如，你不娶我女，我家多給你陪嫁，嚇死你。你不嫁我家，我多給你聘禮，還是嚇死你。中國人多膽小，這親事大部分都能嚇成的。趙翼的批評還算客氣的話，那元代鄭介夫的批評就太不客氣了，他說：受財者則易其名曰聘禮，實為價錢……與估賣驅口無異。這家夥，把婚姻說成買賣牲口了，真夠言論自由的。民間有罵媒婆的傳統，其實大家不知道媒婆在這種交易中的辛苦。雙方在討價還價，但最終還是親家，隻有媒婆，裏外不是人。親家不見麵，媒婆就需要在兩個雇主之間來回奔波，甚至有女家惡意哄抬物價，一女許多家，男家不守誠信、娶親之日仍不兌現聘禮之數的。如今的偏僻鄉下，仍能發現婚姻中的交易特征，媒婆常發的牢騷是“我腿都跑細了”，媒婆小腿跑細並不是給男女雙方傳情書所致，而是雙方價錢老談不攏。而且，因價錢談不攏而使婚事最終告吹的為數也不少。
隋唐之際，以財產多寡而論婚姻已成為社會中常見的現象，以致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此，唐太宗不得不身兼婦聯主席的角色，親自過問這個問題，告訴大家：婚姻應本著仁義原則，不能在婚姻之初就預先瞄上對方家中的財產，更不能把婚姻當作一樁好買賣。問題是效果不大，因為這個東西不是皇上的一紙詔書就能禁得了的，一是人性如此，二是實踐中，太不好操作了。人家婚姻中，到底買價賣價若幹，你怎麼知道？再說了，隻許州官買兒媳，不許百姓賣閨女，也有點兒不成體統。
到了宋朝，商品經濟的發達，市民階層的壯大，更使婚姻沾染上了商品的特征。蔡襄在福州做地方官，看得多了，也感歎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認為娶妻本是為子嗣計，但大家好像就是為了眼前那點財產。司馬光更是上火，批評當今世界，遍地都是貪財小人。娶妻時，首先問人家能給多少陪嫁，嫁女時，首先問人家能給多少聘禮。曆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話若放到現代，好像也錯不到哪裏去。
民間諺語雲：皇帝女兒不愁嫁。這話端的有理。中國傳統社會雖然在主旋律上壓製商品經濟，壓低商人的社會地位。但是百姓並沒有完全被這種大而空的主旋律所蒙敝，嫌貧愛富仍是民間婚姻選擇中的潛規則，盡管有七仙女愛上董永，白娘子愛上許仙的浪漫故事，但故事的背後卻有著經濟的杠杆：七仙女織錦，一夜成匹；白娘子蓋房子，吹口氣即成。而中國古代流行的所謂的愛情小說，也讓人不敢恭維，大致這樣一個模式：美人救狗熊——後花園裏，貴家小姐救落難書生，小姐除了以身相許之外，還給書生進京趕考的路費。小姐的父母嫌貧愛富，不樂意；小姐慧眼識英才，端的是郎才女貌。經過一番折騰，有情人終成眷屬。故事也很浪漫，但浪漫的背後，還能發現那條不光彩的尾巴——落難書生中了狀元！讓人由不得懷疑：小姐當初所謂的慧眼，可能就是經濟眼，發現的郎才，可能就是潛在的郎財。總之，經濟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如此不可輕視，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婚姻本身就是一種經濟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