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中國傳統文化就是那熬了幾千年的老巷子的美酒，曆史不能說不悠久，味道不能說不醇厚，這麼一壺老酒，光憑酒香就能醉倒千萬裏之外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遑論酒坊中的自己人？不知不覺間，酒就喝多了。比如辜鴻銘那樣的，在我看來就是喝得爛醉如泥了；南懷瑾那樣的，就是喝得有滋有味，微有醉意的；魯迅那樣的，就是一口酒也不想喝，急著讓大家跟他一塊戒酒的。曆史走到今天，也許我們才可以更從容地說：美酒當然要喝，可是喝美酒也得有個限度，什麼時候能喝，什麼時候不能喝，喝多少，才能做到既熱身又不傷身……一句話，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需有個理性與科學的態度！至於我自己，我是聞香說味，希望愛酒的人，不要因我而喪失了自己喝酒的雅興（可能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對於正醉酒的人，你愈說不能喝了，他喝得越起勁）；至於不愛酒的人，如果因我的三言兩語更堅定了自己的戒酒信念，那也不是我的錯，因為他沒有喝酒，那信念是自己清醒下的選擇。幸運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時代，喝不喝酒隨您的意，喝多少也隨您的量，讓我們為之而把酒慶賀吧。
我之眼光
不知是中了邪，還是天性使然，總之，我是個懷疑論者。私下認為，集權統治下，懷疑是學人得以特立獨行的首要品質。說到這裏，我想跟大家說一下古希臘的懷疑學派搞的一個典故：老師掉河裏了，學生不但不救，還在岸上踱步。他不是在想什麼聖哲教導，更不是在想什麼豪言壯語，他在做哲學家。他想的是——救老師上來，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同學們，這就是哲學。中國也有懷疑論者，比如莊子和他的蝴蝶，但遺憾的是，這麼一種精神沒有流傳下來。
總之，學文重在獨思，更在於獨特的眼光與視點，所以才有三隻眼看世界，一隻眼看某人等之類的文欄。學史更需要這種眼光。舉一個例子吧，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在深入中國內地的時候，與當地人起衝突，經常發生人命案。大清政府及一般百姓對此的看法是，西方傳教士一死，正好成為西方國家欺負或侵略中國的借口。事實上，這隻是中國傳統政府的價值觀念與執政理念。對於西方國家來講，政府收了稅，就要為國民提供公共安全，就有保護國民的義務，否則這政府會被人民投不信任票直至自身垮台。而中國的封建政府，是斷不會為一介國民在異國土地上的遭遇和死傷而操心的。相反，它嚴防國民走出國門，一旦國民私自走出國門，在規定的時間內沒有回來，政府拒絕他們回歸，並且對其在異國他鄉的遭遇與生存狀況漠不關心。
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屠殺華人僑民兩萬，過後他們又擔心，明政府會興兵問罪，因為按照他們的常識，政府沒有理由不保護他的人民，於是西班牙人修書福建撫臣道歉。一年以後，皇帝才降下詔書來，讓福建撫臣過問此事，又過了一年，福建撫臣的檄文才發出，先譴責西班牙人無故傷害中國商民，要求他們釋放華人，退還財物，同時一再表明政府的態度：商賈是賤民，華僑多無賴，皇恩浩蕩，大國仁義，決不會為一些賤民興兵動革……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依大明政府的思維，為一些國民的死傷而動武是不可思議的。中國政府開始知道保護僑民最早也隻能追溯到晚清最後的時光，光緒十九年，在薛福臣的建議下，政府廢除海禁政策，頒布新條例：“良善商民無論在洋久暫，婚娶生息，一概準由出使大臣或領事館給予護照，任其回國謀生，置業與內地人民一律看待，並聽其隨時經商出洋。
”說句不客氣的，清政府這個時候，也僅是把明政府眼中的“無賴”商賈和“賤民”華僑改作了“良善商民”而已，真正的保護依然談不上。梳理了這個文化與政治背景，我們才能明白，馬嘉理事件、能方濟事件，對英國政府和德國政府來講，它根本就是戰爭的理由，但在明清政府眼裏，當然就隻能是借口啦！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是最好的例證。當然要憤怒，但憤怒隻是一個態度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應該是對於曆史的全方位認識。比如圓明園被燒的原因，清政府當時的解釋就很有意味。清政府自己都承認，圓明園的被燒，是政府官員失信於洋人所致。當然了，失信於洋人的，隻能是政府本身了。政府不過是為了自己的麵子找了幾個替罪羊而已。慈禧政變成功後，她把失信於洋人的屎盆子扣到了肅順等顧命大臣身上。還有，教材在描述圓明園被燒的時候，一般要附上雨果那段盡人皆知的話。雨果在得知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所燒後，憤怒地斥罵法國是強盜。這種怒罵對我們來講，似乎是一種安慰。不過，安慰之後，心裏又有些不舒服，一個法國作家罵自己的政府為強盜，又沒有被政府視作“法奸”，這樣的政府，在自己犯錯之後，估計是不會把屎盆子扣到幾員大臣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