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以上隻是一些井蛙之見，中衛市的巨變遠不止於這“四篇文章”能夠做完的，其他諸如市政建設、新區崛起、機場提前通航、“西氣東輸”工程、太中銀鐵路、公路交通樞紐建設，等等，由於篇幅所限，在這裏就不一一一去描述了。
從中衛返回固原，一家人欣喜地坐在一起品嚐又甜又涼的砸砂瓜，聽我敘說著中衛市的新變化，從數碼相機上觀看了一幅幅展現中衛新貌的照片。願中衛的明天更美好！
十四仰望恩師
老師，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個神聖的職業，最尊敬的稱呼。這不僅緣於我曾經所受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我學習的生涯中留下難以磨滅痕跡的一個個活生生的老師形象。正是他們撐起了我知識的天空，也為我樹立了做人的表率。
在我求學過程中，有一位叫譚學榮的老師，不僅傳授知識，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改變了我以及同學們的人生軌跡。
譚老師是1958年“反右”補課，從上海遭批判下放的“右派”。據說是上海三所知名小學之一的西成小學的教務主任、上海速成師範學校語文教材教法教師、上海曆史教學參考資料副主編，具有豐富的知識和教學經驗。我想，他的下放和被批判可能與他的教學嚴格、對學生嚴厲、工作一絲不苟有關吧。因為，下放後他的這些特點依然沒改。
譚老師是屬於那種典型的知識分子類型。肥胖的身材，碩大的腦袋，頭上沒幾根頭發，一口標準的上海普通話。背起手來站在那兒一臉的威嚴，而笑起來卻開心如孩童般，每根眉毛和頭發都充滿了笑意。高中幾年中，有幾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令我永遠不能忘懷。
20世紀80年代，考上大學的學生比例很低，大多數高中生畢業基本上是仍然在家。對於農村來說，隻不過是多了個識字的勞動力罷了。
父親打小不識字，一輩子隻知道勞動能掙飯吃。母親上過初小，知道知識對於一個人的作用，常說不識字就是睜眼瞎。
那是在我上高二時，由於家裏農活忙，父親不讓我上學了，希望參加勞動掙工分，補貼家用，而母親則支持我繼續學習，為此兩人沒少吵架。盡管我是多麼渴望繼續學習，最終由於父親的堅持，在第二學期開學時沒能去報名。兩天後，譚老師知道了我的情況，步行到我家做我父親的工作。學校離我家大約8公裏路。那時的農村不通公交車，家境好的同學都是騎自行車上學，而我是一直步行上學的。由於胖，譚老師既不會騎自行車，別人自行車也捎不動他。星期天上午十一點多，當他胖胖的身影滿頭大汗地出現在我家院子裏時，激起村上許多孩子的好奇，也引起我及父母的極大震動。一個多小時的勸解說服和講道理，母親更堅定了讓我上學的信念。而父親隻是沉默著，隻是不再說不讓我上學的話了。也許是老師最後的話給了父親希望：“這孩子學習不錯的，隻要繼續用功，好好堅持，明年會考上大學，將來能為你們馮家光宗耀祖的。”“光宗耀祖”是不識字的父親喜歡聽的。第二天，當我背上書包出門時，父親沒再說什麼。他隻是似乎更加沉默了，更加早出晚歸地做地裏的事情了。夏天的天氣是悶熱的，在一個多小時的勸說中，隻記得譚老師不停地擦著汗，喝了兩大碗涼水。農村農忙時中午吃飯較晚，大約在兩點。當要留譚老師在家吃中午飯時，也許是看著家裏貧寒的樣子，譚老師堅辭不受，執意要走。叮囑了我幾句“明天一定要去報名，不要辜負了老師、父母的期望”之類的話就匆匆出門了。望著頭頂的烈日，望著譚老師光光的腦門上細細的汗珠，望著他匆匆離去胖胖的身影，我的眼裏湧起了潮潤……
譚老師被下放到中衛，好在是繼續從事他喜歡的教育事業，因而一直是精神矍鑠的。
當時的農村雖然對教育也不很重視，但沒有像大城市那麼多的批判和鬥爭。而譚老師也依然改不了他嚴格認真負責的教學秉性。
我上高中時已經是恢複高考幾年了，但大多數農村學校與農村孩子依然沒有把學習和高考當作人生重要的事情，學校也時常組織學生到村裏勞動。譚老師帶的我們班則不同，不管另班怎樣的鬆散，怎樣的上午勞動了下午就不來了等等，我們班則必須是規規矩矩認真按時到校上課和作業的。學校規定每天七點半到校，八點差十分開始跑早操，而譚老師給我們班定的時間表則要提早一個小時。當別班的學生還在稀稀拉拉走在上學的路上，快八點了開始慢騰騰地出來跑早操時，我們班已經跑完早操在教室自習了。我們班明亮的燈光，朗朗的讀書聲是學校的一道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