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整體內容，平心而論，稱得上濃縮“文化縣”後所展示的洋洋大觀矣！
中衛乃文昌之地，自古興學重教，素有文化縣譽稱。宋、元之前史無記載，自明正統四年（1439年)起，文廟儒學、應理書院相繼創建，星羅棋布的塾學、義學、社學應運而生，形成了官方辦學與私人講學並行發展、相依不悖的繁榮格局。僅科舉中試有案可查的貢生、舉人、進士即達419名，其中探花1人，解元2人，且不含商學，這對當時僅有2萬餘人口的邊塞小縣，自然顯得十分可觀。辛亥革命後剛進人民國，中衛又率先創辦了高級小學8所，初級小學46所，內含清真初小2所，女子小學1所。繼之，又創建了省立縣級第一所中學、師範和相當規模的端甫學校(今中衛三小），除省垣銀川外，這在塞上寧夏顯然是先聲奪人之舉。抗戰時期，寧夏的最高學府寧夏中學、寧夏師範學校因日機轟炸遷往中衛，與中衛初級中學合並為“寧夏聯合中學”。就朔方而言，盡管時間不長，但其影響卻是深遠的，與當時北大、清華、南開內遷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無疑有相似之處。就人才的培養與輸送而言，且不說上中學者，也不說讀師範者，僅考取外省市深造大學的文理科學子即有52人之多，與兄弟縣份相比，自然也是首屈一指的。另據文獻記載，寧夏當時僅有3名出國留學生，而其中之一就被中衛優生奪魁。延至解放前夕(1948~1949年），寧夏的教育廳廳長，好多縣的教育(科)局長都選拔自中衛人士。
“金張掖，銀武威，文教興盛數中衛。”這口歌足以說明，人們對“文化縣”之譽稱是認可的。
人們認可的“文化縣”，恐怕也不僅限於當時的教育與人才。當我們進一步追溯其源泉，不難發現，作為“絲綢之路”北路驛站，在東西文化的撞擊下，它所積澱的文獻典籍，它所展示的文物遺跡，尤其它所體現的人文精神，這三者交相輝映，自然顯得十分獨特。
僅據《嘉靖寧夏新誌》載，中衛學宮(文廟與儒學合一之統稱)當時卻收藏典籍64套47部，計1228本。明初生員定額僅40名，人均所占竟高達307本之多。就其書目，除經典史籍外，如《禦製朋黨論》《聖諭廣訓》《諭旨錄》《上諭》《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墨刻》《駁呂劉良四書議義》等可謂珍本。學宮後側，另建一座兩層禦書樓(新中國成立後改稱“和大樓”，縣中蘇友好協會設此辦公，不久拆除），據說也是專藏“禦書”的地方。禦書樓是否為學宮的輔助建築？兩者所藏是否同係上述典籍呢？縣誌無載，當也無可考據。據悉，約於清末民初，所藏即毀於兵災、匪禍，部分流失於民間或殘存於寺廟。傳說，僅縣城內就有九寺十八廟，各寺廟程度不同均有藏書，保安寺(高廟）、藏經閣兩處最多，無非也是儒、道、釋三家之經典，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品種的書。“五四”運動後，應理小學在原書院的基礎上，首創“濟蒼圖書館”與“啟蒙閱覽室”，不但購置了象征新文化、新思潮的京滬版圖書，如《萬有文庫》係列叢書，而且建立了成績室，增置了儀器、文體設施。可惜的是，許多典籍、文物、遺跡先後焚於曆次政治運動，殘存者寥寥無幾。在舊中國極艱苦的戰亂年代，地方賢達們能認識到書籍對“存史、資政、教化”的作用，當然也與傳統的人文精神息息相關。
“中邑去京師萬裏，風氣視中土為遲”，“然其俗不偷，無奢靡、無浮誇、無僧道煽誘之習”，“且民以耕讀為本”，“士皆能好學深思，力行待取，敦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為齊民之法，蔚然不讓中州”(摘引自《道光續修中衛縣誌》)。儼然，這就是中衛傳統的人文精神，與我們今天提出的“開拓進取，敢為人先”是一脈相承的。
看來，“文化縣”的稱號，並非是哪個朝代的皇帝或哪個時期的首長“恩賜”的，也並非是哪一任“父母官”通過正規程序申報後行文“特批”的，它的形成與演變都是順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毫無人為因素，誰也無法阻擋，更無可回溯，如此而已！
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是一種曆史現象，每一社會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並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則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同時又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的政治和經濟。就此而言，中衛的先哲們，並未見到過這一理論（因馬克思尚未誕生），然而他們卻自覺或不自覺地在依據這一理論“建設”自己的文化。舊縣誌裏就有這樣一句論述：“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掩卷沉思，不禁驚詫，這豈不是最好的印證？前後兩位編纂者，即乾隆年間的黃恩錫和道光年間的鄭元吉，以及最早之藍本《應理誌草》的撰稿人(名佚），他們是深明此理，以此為旨而發奮修誌的。作為其中的外省籍發遣而來的客座知縣，哪裏是為“青史留名”“升官晉爵”？何況“得誌者不修誌，修誌者不得誌”！緬懷應理州的“太史公”們，我們不能不摘下自己的帽子。他們的政績與墨跡早已銘刻在中衛變遷的史冊上，正如郭沫若所說的“立人立己，達人達己，開山創造，兩得其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