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言猶未盡，索性引申敞開來談。
“文化縣”是一個曆史概念，它所具有的文化隻代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就此而言，在明清、民國乃至新中國成立初期，麵對塞上寧夏，這譽稱是當之無愧的，一點也不遜色。然而，它所具有的內涵與外延，都隻能說明昨天和過去，並不代表今天和明天、現在和將來。重塑應理，再造輝煌，則是我們這代人義不容辭的職責。
從本質意義上說，“文化縣”是當時地理環境、自然經濟和小農生產方式下的產物，其主要標誌是則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教育。中衛乃地域偏僻的邊塞要衝，經濟基礎是靠黃河灌溉的農業和小手工業作坊，文化的興盛當然是相對而言的。比如明清之科舉中試者，武舉人占80.8%，武進士占58.3%，這與當時的軍事地位、軍屯經濟、軍生比例不無關係。
——“文化縣”所具有的文化，並非單指先賢們遺留下來的著作典籍與文物遺跡，也並非時代湧現出來的社會賢達與學者名流，主要還是那種“蔚然不讓中州”的進取精神。否則，與當時發達的中原以至江南、沿海相比，其差距當然顯得落後多了。就高層人才而言，僅紹興、揚州兩地就出了多少院士(學部委員），中衛無一人，寧夏僅一人，毫無可比係數。所以，忽略人文精神，變相地談文化傳統，“傳統”則會變形、走樣、失真。
——有人講，“文化縣”的文化傳統“直接影響到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這觀點筆者實在不敢苟同。如果說，我們今天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現代化水平有所提高，那麼與舊有的傳統文化並沒有根本的因果關係；假如真的是“文化縣”的傳統文明帶來的，豈不早就實現了“小康”，何至於停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何至於連教育經費也短缺，發起“普九攻堅”？
——對“文化縣”及其文化史的研究，不能脫離客觀現實，也不能不顧及社會經濟和政治關係的變化，當然更不能割斷曆史上出現過的每一種價值觀念同現實的社會實踐之間的內在聯係，隻有這樣才能為我們今天的“兩個文明”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筆者因編著《中衛教育史》的需要，曾留心查閱了“五四”運動到抗日戰爭這一期間應理小學(今中衛二中）、應理女校(今中衛二小)、省立二中(今中衛中學)的史料，不難發現“修身與立人”“民主與科學”的內涵。這一命題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它既是文化的主題，又是政治的主題。由此可見，我們的文化先輩，當不乏頭腦清醒的仁人誌士——個地區的文化與傳統，乃至一個民族的精神與品格，都必須充分認識自身的價值，都必須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這樣才能發揚光大，世代相傳。鑒於此”“文化縣”及其文化是一個具體而客觀的存在，它的影響是深遠的，同時又是相對的。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它的時代局限性將會逐步顯現出來。因此，對“文化縣”之文化史的研究，就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且如若將本地區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以及與此相關的軍事史的研究結合起來，這樣的研究就會更加全麵、科學。
今非昔比，時過境遷。中衛乃至寧夏地區的許多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今天談“文化縣”，當然得顧及社會經濟與人文精神的實際情況。真正的文化人，應該悟出這層簡單的道理。但不知從哪一天起，“文化縣”成了某些人的“口頭禪”，大凡文化、教育領域的會議，大凡外賓、首長光臨的場合，總先以“文化縣”做楔引，然後才切人正題，大講成績與經驗，淡化問題與教訓，講者言不由衷，聽者誠惶誠恐。真的，再這樣口口聲聲離不開老祖宗榮耀的過去，那無異於“老張賣瓜，不甜也誇”。
毋庸諱言，人們崇尚知識、崇尚文化的意識仿佛淡薄了，尊師重教、興學育才的傳統似乎忘卻了，“再窮也不能窮了教育”反而變成一句激動人心的表態誓言。令人痛心的是，人格理想與價值觀念出現了嚴重的傾斜與坍塌，看書學習、深人鑽研的風氣得不到有效的鼓勵與倡導，隨之而來的拜金主義、享樂思想在不斷升溫蔓延，好像能撈到錢就說明自己有本事，而為了錢可以出賣尊嚴，可以坑蒙拐騙，可以鋌而走險！我們剛剛擺脫了“政治萬能”的瘋狂，我們是不是又陷入了“金錢萬能”的歧途？我們的“文化縣”標牌呢，難道隻剩下高廟、鼓樓、沙坡頭？林立的酒樓、飯店、賓館、商都、發廊、家私城、桑拿浴、錄像室、歌舞廳豈能是“現代文明”的標誌？這些問題的提出是不是故弄玄虛、危言聳聽？是不是不合時宜、不識時務？人嗬，往往看得見天上的星星，但不一定能看清眼皮底下的事情，可順口溜編得好：“三步一個食堂，五步一個銀行，滿大街不見一個茅房……”
時事、國事、人間事，凡事須得揣摩、思考、研究才會弄明白的。
誰最明白呢？魯迅先生說：“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及之處的。”（引自《“題未定”草》，《魯迅全集》1958年版第6卷第3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