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文化
城市居住形態的演化是一個文化積累和進步的過程。居住文化形態是城市文化的直接體現，不僅表現在物質和空間形態中，也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社會風氣和製度文明程度上。如果說經濟建設曾經是，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當代城市建設的主題，那麼，從文化形態上把握經濟和社會的整體發展則應當成為21世紀中國城市建設的首要任務。正如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s）所預言的那樣：（後現代）社會中，經濟—技術理論方案的統治地位將被文化策略所取代［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著；毛怡紅譯。後現代文化——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後果［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40。
文化現象的複雜性使城市居住形態表現出獨特的適應性，它總是反映著社會文化的價值取向，並以物化了的結構圖式詮釋著文化的內涵。在此過程中，城市居住形態成為具有一定含義的符號體係和規則代碼，按照自身的組織原則參與到人類文化構成的宏觀體係中去，並不斷構成著自我，表現著自我，完善著自我。
文化
根據中國古籍的釋義，“文”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典籍、製度、利益，還指記號、痕跡等；“化”既有教化、教行的意思，又有改變、生成的含義，指事物形態或性質的改變。中文詞源含義上的文化，一是指典籍製度，二是指禮儀風俗，三是指文治教化單霽翔。從”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7：35。“文化”的拉丁文詞根Cultura有培育的含義，原意與耕種、養殖相關，15世紀以後逐漸引申為對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養。英國社會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958）在其著作《社會人類學研究方法》中指出：文化是一定社會群體或社會階級與他人接觸交往，並獲得知識、技能、體驗、觀念、信仰和情操的過程。他同時強調，文化隻有在社會結構發揮功能時才能顯現出來，離開社會結構就觀察不到文化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409410。美國學者斯圖爾德（J.H.Steward，1955）認為，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出發，人類是能動地適應環境的特殊的存在。在適應的過程中，人類和環境之間存在文化這一中間環節，人類不是直接作用於環境，而是通過文化這一媒介進行反映，並基於這一認識提出了文化生態學（CulturalEcology）的概念。
法國的建築曆史學者常用歐洲古代用於記事的“羊皮紙”（Parchemin）來比喻城市的發展，取其因反複擦寫而留下層層疊疊的痕跡與城市空間的更迭有所相似之意。吳良鏞教授在《廣義建築學》裏談道：“羊皮紙”的比喻形象地說明了人類聚居的建設活動，建築和建築群是它的文字、符號、語言和詞章。”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新陳代謝，它也在不斷地被塗改，但城鎮的組織，街衢的結構，個體文物建築，每每被遺存下來，這就是文化的沉澱“吳良鏞。廣義建築學［M］。中國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40。20世紀以來，西方城市研究與實踐領域的大量學者均從文化角度展開了重新認識城市價值的研究，湧現出了一批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如林奇（K.Lynch）的《城市意向》、亞曆山大（C.Alexander）的《城市不是一棵樹》、文丘裏（R.Venturi）的《後現代主義》、科林·羅（C.Rowe）的《拚貼城市》、希列爾（B.Hilier）的《空間句法》等。波耶爾（ChristineBoyer）在《集體記憶的城市》一書中，將城市視作一種文化表現的文本，在這個文本中，人們通過收集有關建築、環境和景觀的視覺信息來解讀城市及其曆史M.ChristineBoyer.TheCityofCollectiveMemory：ItsHistoricalImageryArchitecturalEntertainment［M］.MITPress1994。A·拉普卜特在新作《文化特性與建築設計》中則指出，“弱勢”群體的產生往往存在文化變遷的症結，他們之所以難以擺脫困境，常常是由於無法仰仗各種相沿成習的社會文化機製而謀得出路；若要為弱勢群體提供支持，來源依舊離不開文化及其相關要素。同一著作中，A·拉普卜特針對“密度”現象給出了文化視角的解說：香港人認可的住屋密度要比美國高出40倍到50倍，而美國與西歐國家又大相徑庭，這意味著不同文化背景下，所謂“高密度”的含義迥然相異。是否感覺”擁擠”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定的文化環境和心理（AmosRapopoort2004）［美］阿摩斯·拉普卜特著；常青等譯。文化特性與建築設計［M］。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4：3443。
20世紀後期，全球化浪潮下的許多世界城市均意識到文化的核心競爭力，製定了以文化為核心的城市發展戰略。都市人類學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將都市人類學（UrbanAnthropology）定義為對城市文化係統特征和塑造城市形態過程的各種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力量的研究。應運而生，它所倡導的文化空間、文化競爭、文化變遷、文化生態等理念，對城市居住文化形態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從都市人類學學科體係的構成上看，以文化為切入點的研究不僅補充和豐富了城市空間理論的社會與人文內容，更將物質空間和社會、經濟、科學發展及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整合在了一個有機的框架體係之下。
都市人類學學科發展與內容體係資料來源：沈清基，劉波.都市人類學與城市規劃.城市規劃學刊，2007（5）：41
必須承認的是，文化作為居住形態係統中最富有特色，同時也是最難模式化的內容，無論是人文生態學還是都市人類學，對其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均不盡相同。或許正因為如此，城市居住形態的傳統研究方法才把關注的焦點投向了能夠在更廣範圍內普遍適用的因素，例如經濟因素。近年來的大量研究表明，市場經濟對人們生活的深刻影響使生物學範疇內的區位競爭和經濟學範疇內的成本計算成為研究居住空間結構的主要因素。海格（R.M.Haig1926）認為：“擇居的過程就是消費的過程，對通達性的選擇就像選購食品衣物。”R.D.麥肯齊（R.D.Mckenzie1933）則寫道“所有形式的城市隔離（urbansegregation），其內在因素都是收入和租金”。居民和社區在這裏被簡化為經濟單位，而成本和價格成為城市居住空間結構和個體擇居的不二法則。顯而易見的是，當經濟因素被簡化成為居住形態演化的唯一標準，情感、價值、傳統和習俗等文化因素的作用便被徹底摒棄。
這裏不妨重溫一下上世紀40年代芝加哥學派的重要人物——帕克（RobertE.Park）的觀點：人類生態學如果隻關注建立在競爭——生物層麵上的社會秩序，不關注建立在共識——文化層麵上的社會秩序，那麼，它與動植物生態學便沒有什麼區別羅伯特·E·帕克（RobertEzraPark，1864—1944），美國社會學家，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上述論點摘自其1952年出版的著作《人類社區，城市和人類生態學》。帕克認為：城市作為人類聚居的場所，同時也是由各種禮俗、傳統構成的整體，是這些禮俗中所包含的傳統和感情的統一體單霽翔。從“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