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太陽都市花園（b）周邊的裏弄街區太陽都市花園與周邊的裏弄相對於上海老城區而言，浦東新區僅在開發的10年間便迅速顯現出社會結構和居住形態的分化現象。《2000年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報告》數據顯示，對貧富差距造成的居住形態差異持“明確不滿意”態度的被調查市民達到66.1%，而在1995年，僅有20%的市民認為需要對“貧富差距加大”進行必要的控製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2002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報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687。隨著陸家嘴國際化高級住區、世紀公園生態高檔住區、金橋—張江—川沙產業住區、南浦—唐橋—世紀公園中高檔住區、外環線配套安置住區、南部中低收入住區等幾大居住板塊的逐步形成，浦東新區的”上隻角“與”下隻角”的分化正在強化不同社會階層在居住空間中的隔離。
外生分異與內生分異
城市居住形態的分異是複雜因素作用的結果，其發生的機製有兩種類型：外生分異和內生分異。外生分異是基於經濟、製度、政策等外力影響所形成的空間隔離，內生分異則是出於居住文化、生活方式、家庭結構等內部需要而產生的人群集聚。快速城市化時期，上述兩個過程對居住形態分化的影響同樣明顯。
1）外生分異
市場化的住房生產和分配體製客觀上促進了城市居住形態在經濟、權利層麵的分化，並滲透至居住文化、生活方式等領域。當居住空間成為不同社會階層身份、地位，乃至價值觀的象征，居住空間形態的分異便成為社會分化的物質載體。因此，經濟因素被認為是外生分異的首要因素。經濟體製改革使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關係發生重要改變，從根本上推動了物質空間和社會結構的轉化與演變。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新生經濟活動類型的孕育、在空間上的積聚與擴散，都直接表現為城市空間結構的重組和演化。與此同時，市場經濟條件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不同購買力的居民群體對住宅、環境設施以及物業管理的水平要求也必然隨之出現差異。針對市場的分化，房地產開發行為隻有適應市場的需求才能保證開發項目獲得成功。
來自國家行政的幹預是影響外生分異演化的另一個重要方麵，其中既包括土地、住房供給、收入分配政策等宏觀製度性因素，也包括產業結構調整、舊區改建、城市規劃等公共政策。1988年土地有償使用製度改革以後，市場機製的引入開始通過級差地租來體現居住形態的差異。住房商品化改革切斷了住房無償配給、低租金占用的供應鏈，從觀念上和行為上改變了人們的住房消費行為。自主購房一方麵刺激了居民改善居住條件的積極性和靈活性，另一方麵迫使居民不得不麵臨激烈的市場競爭。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通過加大城市居民收入的差異使市場的博弈同時表現為居住形態的分異和居民階層的分化。
城市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空間規劃作為公共政策，對居住空間的區位價值、環境質量和服務水平等方麵具有直接的影響。隨著城鎮體係規劃、總體規劃、分區規劃和控製性詳細規劃的陸續製定，城市的發展方向和未來空間格局將居住形態的重構物化為不同社會階層競爭的空間資源。盡管人們一致認為以城市規劃為代表的公共政策應當肩負起弱化分異、促進融合的社會責任，然而迄今為止的實踐還遠未取得令人滿意的實質性進展。
近年來，關於外生分異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除上述因素以外，李誌剛（2008）認為全球化和跨國移民的增長也逐漸成為重要的外生變量，特別是對上海、北京等國際化程度較高的特大城市具有迫切的研究價值。周春山（2005）等提出國家、市場和社會因素在住房生產關係中的變化是居住分異的根本原因。還有研究認為，政府、開發商、金融信貸機構、物業管理機構和城市規劃等五個幹預性外力是居住分異形成和演變的主要動因（吳啟焰、張京祥、朱喜鋼等，2002）。鑒於製度性因素的根本影響，有學者提出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對住房市場的幹預作用，通過完善現行住房的供給製度、重點保障弱勢群體，將居住分異控製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徐菊芬、張京祥，2007；劉望保、翁計傳，2007）。
2）內生分異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內生分異的發生機製。內生分異是居民出於自身需要或文化心理而分類聚居的現象，同時也表現為自願與異質人群隔離的過程。
住房不僅是一個棲身之所，還包括了居住者對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交往對象和生活方式的選擇劉精明，李路路。階層化：居住空間、生活方式、社會交往與階層認同——我國城鎮社會階層化問題的實證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5（3）。城市居住空間既是一個物質空間概念，也是居住主體的心理認同空間，並擴大為特定居民群體的社會價值認知領域D.Ley.ASocialGeographyoftheCity.NewYork：HaperandRow1983（D.Ley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