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城市社會空間的重構
從係統學觀點來看，社會轉型是社會係統的序變，是社會結構模式的轉換，是社會立體結構的轉變楊桂華。轉型社會控製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220221。伴隨著改革的全麵推進和不斷深化，中國由傳統計劃經濟體製走向市場經濟體製，由自給、半自給的產品經濟走向全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封閉、半封閉的社會走向開放型社會，城市社會空間正經曆著一次重要的重構。
20世紀50年代，“重工業發展，輕居住生活”的發展模式過分強調城市的工業生產功能，否認城市是異質人口的聚居地，否認城市是一種生活方式WirthL.Urbanisme：asawayoflif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38，44：124。20世紀80年代，政府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改革目標，推行“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並存”的改革措施，打破了單一計劃經濟體製，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居民收入多樣化、差異化，城市中產階層出現。20世紀90年代，第一輪房地產開發的熱潮作為中國城市經濟新的發動機，資本流向房地產業，城市步入”消費時代”DavisD.S.TheConsumerRevolutioninUrbanChina.UniversityofColiforniaPressBerkeleyCA.2000。市場化的進程與現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的互相交織，導致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人群和社會價值觀等各個方麵發生深刻變化。
1）政府、市場、社會三大結構的分化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逐步建立，政府對經濟社會生活的直接幹預逐漸弱化，結束了對各項社會事業全麵包攬的局麵。政府、市場、社會三大結構分化的過程涉及城市居住形態的各個層麵，新的居住格局逐步形成。
2）各類社會組織的發育及功能分化
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推動了社會分工的高度發展和社會組織功能的不斷分化，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模式被高度專業化、獨立化的組織模式取代。社會領域和社區範圍內不斷湧現出新型的社會化組織，譬如各類行業協會、各類誌願者組織和業主委員會等。這些組織具有公益性、互益性和自治性，不僅以更加專業化的，更為高效、靈活的方式滿足人們複雜多樣的需要，而且在“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過程中，推動具有”社會人”特性的居民進行結構性的重組，將日常生活與社會生活有機地銜接起來。
3）社會人群的分化
2001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促使中國社會階層發生結構性的改變。原來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結構已經被打破；各階層之間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及利益認同的差異日益明晰化。”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在市場經濟體製下，個人收入的差別轉化為競爭力之間的差異，社會人群出現了“階層性”分化的現實問題。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城市，如何使代表不同利益的群體彼此和睦相處，形成健康的社會生活和總體較高水平的生活質量是亟待探索和解決的新問題。
4）社會精神價值的變遷
價值取向的改變常常是最根本、最核心的社會轉型要素雷龍乾。中國社會轉型的哲學闡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程度的提高，人與人之間正由以往親情關係、熟人關係向業緣關係、法理關係轉變，市場競爭的原則打破了人際交往的溫情紐帶，社會人際關係更多地表現出功利取向。遠程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大規模舊城更新、新區建設，使支持傳統鄰裏關係的社區意識日趨薄弱，而新的集合居住模式所造成的陌生感、疏離感和孤獨感卻與日俱增，維係城市居住形態的情感紐帶麵臨危機。
根據居住形態學的主體論觀點：居住形態的演化始終以人們對日常生活質量和社會生活質量的優化為原動力。社會空間結構及與之對應的物質空間形態也是人們關注自身生活質量和改善社會生存狀態的結果。計劃經濟條件下，居住空間的分布與城市的生產和經濟功能有大致的對應關係；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更加明顯地表現出與文化、環境和生態功能的對應關係。計劃經濟條件下，城市社會空間的劃分以單位為單元，呈現宏觀均質分布和局部單位型小社會的特征；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成為改善自身居住條件的主要因素，宏觀社會空間出現明顯的分異現象，而在局部空間內因同質人群的聚集出現內部的均質特征。
在上海，以業緣為共同體的社會空間組織形式在改革開放以後逐步瓦解，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成為影響城市空間和社會結構的主導性因素。社會轉型催生了不同的社會階層，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及與之對應的空間形態。中心城區居住人口的分布可以幫助我們概括地描述這一對應關係。
20世紀80年代初，新建住房的投資主要來自於企業和國有開發公司，住房區位的差異仍然主要表現為單位實力的強弱，但居民家庭的實際生活水平已經開始出現差別。率先從原先均勻分布的單位社區中脫離出來的是部分社會地位優越、家庭收入較高的群體，遷居的目的地是新建的高層住宅或外銷房住宅區。這一差別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逐步加強，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中心區外圍的新建商品房迅速吸納了大量人口，社會、經濟能力較差的群體被留在了城市中心年久失修的舊式住宅中。與此同時，城市西南扇區成為社會和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的聚居區。迅速增長的低收入外來人口集中於邊緣區，並隨著住宅建設基地的不斷擴展而被繼續推向外圍。2000年以來，上海社會空間的重構進入加速期。首先，浦東新區通過10餘年的開發建設，使原本被黃浦江阻隔的城市空間形態趨於完整；其次，由於政府持續執行疏解城市中心人口的政策，中心城區社會空間的差異由環境差異代替了過去的數量差異；第三，社會經濟地位相對優越的人群不斷壯大，在城市中心區、西南扇區都有了比較明顯的擴張；第四，以老人、失業人群和特殊家庭為特征的群體不僅聚集在市中心舊式住宅的傳統區域，還擴展到了一些居住條件尚可的工人新村。城市邊緣區外來人口和弱勢群體的相對集中成為突出特征，其範圍也較此前有了顯著的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