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住形態學-正文第十九章

城市居住形態的社會空間結構

城市居住形態的社會整合從社會學研究的角度出發，居住的主體——人，轉變為社會化過程中的個體和群體，對居住形態的解讀則反映了主體的生存、交往和分布的狀態。本章著重從社會空間的重構、社區的轉型和居民階層的分化三個不同的角度研究城市居住形態的社會結構，是在廣義社會學研究和居住形態主體性研究基礎上的綜合與擴展。51城市居住形態的社會空間結構

社會空間是社會與空間辯證統一（Sociospatialdialectic）的產物，是居民與城市空間“連續的相互作用的過程”（acontinuoustwowayprocess）E.Soja.TheSociospatialDialectic.Annalsof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198070(2)：207225。從城市居住形態學的角度出發，社會空間結構的演變表現為居民塑造居住空間，同時又被居住空間所左右的雙向過程。

社會空間結構研究概述

西方現代城市社會空間的研究以古典人文生態學派、新人文生態學派和芝加哥學派最具影響。古典人文生態學派從形態學的意義上探討社會結構與空間結構的關係，以及城市空間發展的動態過程。與此相關的理論假設是：人口的社會經濟特征（經濟地位、種族、職業等），決定了他們占有房地產資源的能力。人口在城市空間中的區位分布是由房地產市場的價值規律決定的，即人們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決定了他們在城市空間中的區位分布。新人文生態學理論將城市看作是一種文化形式，強調文化與社會因素的相互依賴關係，著重從社會結構的文化特質去分析空間。其中，居住行為的社會化過程——社區研究，是新人文生態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它把研究的視角定位於人們適應城市空間環境的社會過程，認為空間形式的社會意義主要表現為空間形式如何影響到人們的社會行為及社會關係的秩序。其理論假設的基礎是：城市的空間形式因社會群體的活動被不斷生產及再創造，它既反映了群體活動，又限製了它。大量研究表明，居住形態分析是研究社會差異、社會分層、家庭地位，以及種族隔離的最佳切入點。芝加哥學派對城市空間和社會空間相互聯係的研究，一開始就分裂為兩個方向，其一關注“消費的社會學”，即非空間的城市社會學方向；其二關注“空間的政治經濟學”，把物質空間作為社會空間的反映，並進一步指出物質空間的變遷可以影響、推動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研究的變化過程。後者對空間被利用的形式和被管理的方式投以更多關注，提出”城市問題”是社會關係以物質空間為中介的表現形式。

當前，全球範圍內的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研究，在內容與深度上出現了兩個新的特點：首先，對社會空間的研究越來越聚焦到人類日常生活的社會空間結構上；其次，從著重研究社會、文化、思想意識等抽象內涵，轉向重點探究社會空間演變的顯性形態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模式。正如卡斯泰爾（ManuelCastelles，1989）在其著作《信息化城市》中所指出的那樣：城市空間是社會結構的表現，社會結構則是由政治係統、經濟係統和意識形態係統組成的，這些係統之間和各係統內部之間的相互矛盾與相互影響會直接表現為空間結構的變遷ManuelCastells.TheInformationalCity：InformationTechnologyEconomicRestructuringandtheUrbanRegionalProcess.Oxford：Blackwell1989。社會空間的轉型對城市的整體功能和個體的居民生活有著直接的影響，當前的社會空間研究已與社區轉型、居住分異等現實問題相結合，試圖“尋找並盡可能揭示那些隱藏在社會空間演進背後的內在機製或力量”魏立華，閆曉培。社會經濟轉型期中國城市社會空間研究述評［J］。城市規劃學刊，2005（5）：12。

我國對城市社會空間的研究始於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人文地理學的複興、城市社會學的重建，西方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不斷被引入國內。較早關注社會空間研究的中國學者主要集中在地理學領域，使得國內早期的社會空間研究具有“空間分析”強、“內在機製”弱的特點。經濟、製度等重要的結構性因素尚未成為社會空間研究的主要內容，實證研究成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描述城市發展過程中某一片段、某一點的靜態社會空間結構為目標。虞蔚（1987）對20世紀80年代上海中心城區社會空間的研究指出，20世紀80年代初的上海，人口的聚集以市中心為核心呈同心圓結構分布，基於功能類型、住宅類型、人口聚集度和人口文化職業構成等四個主要變量對上海社會空間構成所進行的聚類分析結果顯示：這一時期上海的社會空間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位於城市中心，特點是人口高度聚集的低等級住宅集中區；第二類位於中心外圍，特點是人口聚集度較低的生活性功能和較高質量的住宅虞蔚。城市環境地域研究——以上海中心城為例［J］。城市規劃彙刊，1987（2）。唐子來等（2000）對上海20世紀90年代社會空間的研究則表明：20世紀90年代，上海的人口聚集度基本上由中心向邊緣呈同心圓遞減，而住宅類型則由中心向邊緣逐漸更新，社會經濟地位呈明顯的扇形分布，高社會地位人群位於城市西南唐子來，欒峰。1990年代的上海城市開發與城市結構重組［J］。

姚凱。上海市中心城區社會空間結構及其演化的研究：［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21世紀初，中國城市社會空間的研究出現了從“結構描述”向“機製推演”轉變的趨勢。針對城市社會分化，居住及社會空間分異（顧朝林，1993，2002；吳啟焰，2001等），社會結構的地域擴張（張鴻雁，2000），住房、社區及社會公平（張兵，1995），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王興中，2000）等的研究將城市社會空間研究推進到空間演進的機製研究階段。與此同時，“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性地位，以及”文化”作為社會演化過程中的“穩定劑”的作用逐漸得到重視。王興中（2004）指出，居民的日常生活行為及其對應的生活場所體現了城市的居住生活水平，居住文化的生態特征是構成社會空間結構的人本基礎，進而推出了城市生活場所微區位理論王興中。中國城市生活空間結構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楊上廣（2005）在對上海社會空間結構演變的研究中指出：大城市空間結構演變的機製表現為社會分異與空間分異的互動、個人生態位勢與空間生態位勢的互動、空間演替與政府調控的互動，以及家庭生命周期與城市空間變遷的互動。研究同時將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居住心理作為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的研究對象，提出了維護市民基本利益、推進“以人為本”的和諧社區建設等社會空間結構治理對策楊上廣。大城市社會空間結構演變研究——以上海為例［J］。城市規劃學刊，2005（5）：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