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印戰略夥伴基於其共同價值和利益。早在2001年，美國國會議員吉爾曼（Benjamin Gilman）就提出，“美印關係建立在穩定的基礎上，即對民主、個人權利、言論自由和自由市場的共同承諾。印度的民主管理製度是該地區的希望之光。”[34]隨後，美國前駐印度大使布萊克韋爾也說，“很難想得出其他國家像美國和印度這樣現在如此相同程度地同時麵對三個強大挑戰：在民主價值基礎上促進亞洲穩定；時刻對抗國際恐怖威脅；減少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進一步擴散。”[35]
2004年9月，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進一步概括性地指出，美印關係轉型“根源於作為民主社會承諾政治自由、寬容、代議政府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共同價值和利益”。[36]
美印共同價值源於它們所謂分別是最強和最大的民主國家，或“民主雙塔”（the twin towers of democracy）。[37]這種共同價值至少有兩個政治意義：第一，有利於雙方形成良好的政治氣候，因為民主成為它們除了英語以外的又一種共同語言；第二，根據“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38]美印之間從來也永遠不會有戰爭，這至少有助於兩國建立基本的政治信任。簡言之，政治氣候和政治信任構成戰略夥伴的政治基礎。
共同利益據說包括商業自由、反恐和亞洲穩定等。一位印度學者指出，印度和美國“在亞洲，從波斯灣到東亞和整個印度洋，有至關重要的利益。這些共同利益涉及石油供應、擴散、種族叛亂、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毒品走私、海上自由、航海安全、和平解決領土爭端和一種均勢”。[39]如果共同價值僅提供了戰略夥伴的可能性，這些廣泛的共同利益則使戰略夥伴成為可行和現實。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演說中提出：“真正的夥伴需要價值的共性，加上對利益相聚的認識和共同的世界觀”，他進一步指出，至少有三個主要因素推動了兩國形成共同世界觀的過程：冷戰結束後對威脅的重新認識、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近200萬印裔美國人在兩國利益之間的橋梁作用。[40]
但是，對這種戰略夥伴還是有不同聲音。印度前外長J.辛格就批評印度現政府“在約100項製裁（指印度核試後美國對印實施的製裁）還沒有解決時”就“急於”與美國推行NSSP。他還說，“NSSP被政府譽為一項成就。但它使我們國家陷於更大的困難，而不是力量的提升。”[41]
其實，在2002年9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就指出了美印之間的分歧，“包括印度核和導彈項目的發展和經濟改革的步伐。”[42]美國國會研究處的最新一份報告也認為，“有情況顯示，美國和印度最高軍事官員在若幹關鍵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期望，包括印度在波斯灣和中亞的作用、反恐的方法和美國在解決印巴爭端中潛在的作用。”[43]
“9·11”事件、反恐戰爭以及美國重新與巴基斯坦接觸使美印關係在短期內變得複雜。美國南亞問題專家謝弗認為，這使“我們對印度未來以及將來美國和印度在亞洲的優先議程增加了變數”。[44]
布什高度讚揚巴基斯坦采取的一係列反恐措施，並希望“印度能注意到這一點，即總統強烈並積極地把那些傷害別人的人繩之以法”。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向印度保證，美國重新恢複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不會忽視印度的利益。[45]但是，印度還是抱怨美國無視以巴基斯坦為基地，或得到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裝分子的跨境恐怖主義。並且，印度視巴基斯坦是恐怖主義問題的中心，而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