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該係清一色民族教師，教學、開會以及平時交流，全部使用民族語言，假如不懂民族語言，在這裏工作難以持久。好在我是本民族，熟悉語言。但是文字能力欠缺，也沒有教師資格證和職稱，更加缺乏在教學單位工作的經驗，這對我是個不小的挑戰，總感到比他們低人一等。
我隻能做學生管理工作，這個係的學生絕大部分也是本民族，他們的性格特點表現出強烈的兩麵性。一麵是忠誠、開朗和活潑，而另一麵是好動、無拘無束和容易衝動。個別學生目無校規，頂風違紀，終究釀成大禍。
2004年5月14日（周五）晚，我係和別的院校學生一起喝酒，結束後搭出租車，與司機發生口角，司機不讓他們下車，準備拉到派出所，學生怕學校發現酒後受到處罰，就在車輛急速行駛中，兩名學生強行跳車，造成兩死的慘案。
在處理這起案件時，學生家屬來校鬧騰，還有別的大學學生準備請願，更重要的是我係有一百多名學生走出校門遊行上訪。學校通知我趕快出去攔截學生，當我跑出去準備攔截時，學生們不是列隊遊行，而是三三兩兩穿插在大街的人群裏，我和其他兩名工作人員根本不清楚到底攔截哪些學生，隻是盲目地見學生就勸返。這時學生處通知我們趕快到省委大門口，當我們到那裏時，發現已經聚集了不少學生和圍觀人員，還有不少警車來回奔忙著，氣氛較為緊張。我們千方百計說服學生返回學校，最終學生悻悻離去。這件事影響極壞，我們工作很被動，學校聲譽遭受損失。
這起學生亡故事件持續發酵，處理善後事宜近一個月，把我們折騰得焦頭爛額不說，事件陰影始終籠罩在師生腦海裏，久久不能散去。
2005年3月12日，學校突然發了一份任免通知書，內容是部分人員的任職、免職及其相關待遇的規定，我當然屬於免職行列。我們一起免職的還有十幾名處級領導，我們的待遇大概是這樣規定的：一是可以選擇繼續上班，按一般職員待遇安排適當崗位，校內津貼享受一般職員待遇。二是可以選擇離崗待休，學校按照體製內工資級別漲一級工資，直至達到正式退休年齡辦理退休手續，取消學校享受的那一級工資。
當時我五十一歲，距退休年齡還有九年。我情緒非常激動，壓根兒想不通。
首先找到了組織部部長質問：“為啥免我的職？我犯了什麼錯誤？”
“這是院D委的決定，我們職能部門隻有執行的權力。”他鎮定自若地回答。
“我不接受這個決定，我十幾年的處級領導待遇，是黨和人民給的，也是我辛勤工作的結果。你一個破爛的學校沒有權力剝奪我的工作權，更沒有權力免我的職。”
“你可以選擇崗位呀，你想去哪個部門？我可以向上反映。”他立即回答。
“首先必須恢複我的處級崗位。”我明確前提條件。
“這個暫時不可能，假如不服從分配，我們就要按照相關規定辦理。”他仍然從容不迫。
我聽到這句話，怒氣從五髒六腑衝上了發梢：“你試試看，姓Z的，你有本事試試看！”我用手指著他的腦門吼道。
“哎呀，你不要激動嘛。”這時的他已經沒有了剛才那種從容不迫的風度，臉上露出了難堪的表情。
“不要欺人太甚啊，什麼D委，什麼組織部門，你認為你們是誰呀，你們什麼都不是，你們算個Q！我就是不接受你們的J巴決定，看能把我怎麼樣？！”
這時的我已經失去理智，渾身發抖，語無倫次，髒話連篇，摔門而出。估計隔壁辦公室都聽到了我的吼叫聲和甩門聲。
過了幾天，當時的院D委書記通知我到他辦公室。
他擺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樣子，指著沙發說：“請坐。我聽說你有點想法，這是正常的，現在怎麼樣。”
“我怎麼沒有想法啊，奮鬥了三十幾年的待遇，你們一夜之間就給取消了。請問我犯什麼錯誤了？到底得罪誰了？”
“你這樣認為就不對了。院D委有責任考量人力資源的最佳配置，正常的人事變動啊，並不是說誰犯了多大的錯誤。”他說。
“問題是你們的人事變動不正常呀？一個人的升職或免職形同兒戲，毫無章法可言，這是正常的嗎？人事任免最基本的環節，最起碼也應該找人談句話吧？”我直問。
“由於事情太多，有些細節考慮不周，這是我的失誤。這次人事變動，不是你一個人，是全校的二十多名幹部的調整，是院D委集體決定的。”
“不要左一個D委，右一個D委的。D委書記我也當過，也見過別的D委處事方式，沒有見過像你們這樣的D委，突然襲擊發文，促成既成事實，生米煮成熟飯，然後消失，躲避不見人，謊稱有事出差。既然是正常的人事調整，幹嗎要鬼鬼祟祟，幹嗎不敢麵對當事人啊？”
“院長出差是真的，他回來後會找你談話。”他解釋。
“你們做事太缺德，整人也不是這麼個整法吧？”說著我又站了起來。
“你不要激動嘛，有話慢慢說。”
“咚咚咚”，正當我發脾氣時，有人敲他辦公室的門。
“請進。”書記大聲喊道。
有一位從沒有見過的、打扮時尚的女士小心翼翼推開門後輕柔打招呼：“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