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民院學生處的主要工作是全校一萬多名學生的管理教育和處理。高校學生違紀現象層出不窮，違法的也時有所聞，我們非常忙碌辛苦，深更半夜起床是家常便飯，可以說是超負荷運轉。這裏最棘手的是違紀學生的處理。青海民院與共和國同齡，居然沒有一本管理學生的手冊，全靠手工尋找翻閱各類文件依據，每次召開學工委會議，學生處派專人將有關部門關於學生管理教育的文件，裝在文件盒內，用雙手抱到會場，然後根據學生違紀的不同情節，翻騰文件，逐一尋找處理條款，非常麻煩。
針對這種情況，參考其他院校的做法，於1999年10月，我提出彙編一本學生手冊的思路，得到院領導和學生處的大力支持。然而，並沒有及時製定相關措施。隻是初步確定我和學生處一名工作人員抓這項工作。我們開始搜集資料。
2000年1月18日，我提出“關於彙編學生手冊內容較多，光靠一兩個人可能來不及，會耽誤我們的計劃。”的建議。
2000年1月19日，學生處召開會議，進一步部署了關於學生手冊編寫問題。
2000年3月15日，我和學生處旺幹事去校圖書館，按照院內工作規定，要求他們提供圖書館各項規章製度。當時圖書館負責人說，我們圖書館與你們學生處沒有多少關係吧？我說學工委會議已經做了統一安排，每個單位都要積極配合，提供相關的資料。他說新的規定下個星期才能製定出來，我說行。其實，他們當時也沒有係統規範的規章製度，隻是敷衍而已。編寫學生手冊剛開始就遇到了阻力，我感覺這件事的展開並沒有那麼容易。
2000年3月16日，學生處安排年內完成青海民院學生手冊的彙編修訂任務。
2000年6月26日，《學生手冊》進行全麵審核。8月11日，決定開始印刷，我建議印刷一萬冊，因為幾年內再也不會出新的學生手冊，責任編輯應該是五人，後記中提一下我和旺幹事的名字，工本費九元。H副院長雖然不太同意寫篇後記，但最終還是寫上了，工本費定為五元。這個《學生手冊》一直使用到2011年9月，共十一年。每年新生入學，都是按照五元的定價收取工本費，人手一冊。按照總共招生三萬計，也就是十五萬元，這個錢不清楚花在哪裏了。
在此基礎上，他們又添加了一些新的文件內容，擴大了開本，重新設計了封麵，以新的《學生手冊》的名義使用，直到現在。
到了2000年12月11日，在我個人工作總結中談了感受：《學生手冊》的出台，在完善學生管理規章製度方麵是一次突破，對於規範我院大學生行為方麵起到重要作用。一是下了決心。我剛調入民院時就在議論此事，但未見行動，我積極主動承擔了這項任務。二是認真編寫。既然定下決心，就要付諸實施。處裏決定旺幹事和我負責編寫。但沒有安排專門時間，盡量抽時間和充分利用節假日編寫。三是沒有什麼經費的情況下，圓滿完成了編寫任務。
我覺得《學生手冊》的編撰成功，是一件大好事。校領導口頭喊這件事很重要，但除了印刷之外，沒有撥一分錢的經費。我們編寫人員也未得到一分錢的報酬，正可謂是一種無私奉獻精神，應該得到校領導的肯定和表揚。但那隻是我自己的一廂情願罷了，並沒有帶來多少讚美聲，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工作。不表揚也就罷了，H副院長在學工委會議上的一句話，卻把我們的成果說得一文不值。
他居然說：“有什麼了不起啊，還不是把現成的文件串起來的呀！”
我千萬沒有想到他會這樣評價我們辛苦編纂的《學生手冊》。我差一點拍案而起，和他理論一番，但理性還是占了上風，他畢竟是接受我到學校工作的第一人，我曾經的老師，當下分管學生工作的校領導。但他接著講了什麼，我根本沒有聽清楚。
“哼，‘現成文件串起來的’。說得多麼輕巧！那麼學校成立半個世紀了，怎麼沒有把現成文件串起來呢？”我自言自語。
“你活該，人家那麼多專家教授，還用得著你寫啊？誰讓你多此一舉，寫什麼破爛手冊呀？不知道隨著鼓點敲鑼的嗎！”老婆埋怨道。
“我這算什麼？辛苦一年搞了一個《學生手冊》，結果裏外不是人，真的是活該。”我自責。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2000年6月初，學生處處長突然換人，我感覺這件事本身就是對我的當頭一擊。我回顧這一年多的經曆，我和處長之間配合默契，下屬很是讚賞，同事之間相互信任，齊心協力，工作上也有起色。這樣的局麵應該保持才是啊？幹嗎要換領導呢？學校也許從全局著想。然而，處長調離副處長接任不就行了？我本身就是正處級別，也不需要提升。
將要到任的處長我也熟悉，他是院團委書記，年輕能幹有魄力，煙酒不沾。我掩飾著自己內心的不滿，而表麵上卻強裝有信心，表示歡迎新領導上任，大力支持處長工作。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到了2001年8月27日，院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談話，決定把我調到藏學係任副主任。對此我並不願意，但是院長要求我暫時去報到上班，以後再看，我隻能帶著情緒服從。
藏學係是青海民院一個重要的院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藏學係，就沒有青海民院。他們師資力量雄厚，教學特色突出，教學成果顯著。除了辦公室個別工作人員，全都擁有學曆職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