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時年少氣盛，而且具有青年革命家一往無前的精神，現在看起來雖然略有點沉著不夠，深思熟慮不夠，但是他們視反動派如糞土，如木雕泥塑，先聲奪人。在精神方麵他們是勝利者。胡先生在課堂上坦誠直率地宣傳革命，宣傳革命文藝。每次上課幾乎都在黑板上大書：“什麼是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什麼？”所謂現代文藝，當時也稱之為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它的使命就是革命，就是推翻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他講起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我們當時都才十七八歲，很容易受到感染，也跟著大談現代文藝和現代文藝的使命。丁玲同誌曾以探親名義，在高中呆過一陣，我們學生都懷著好奇而又尊敬的心情瞻仰了她的風采。她的一些革命作品，如《在黑暗中》等，當然受到我們的歡迎。
在青年學生中最積極的積極分子之一就是許衍梁。
我們當時都是山東話所說的“愣頭青”，就是什麼顧慮也沒有，什麼東西也不怕。我們雖然都不懂什麼叫革命，卻對革命充滿了熱情。胡也頻先生號召組織現代文藝研究會，我們就在宿舍旁邊的過道上擺上桌子，坦然怡然地登記願意參加的會員。我們還準備出版刊物，我給刊物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現代文藝的使命》。當時看了一些從日文轉譯過來的俄國人寫的馬克思文藝理論。譯文極其別扭，讀起來像天書一般，我也生吞活剝地寫入我的“文章”，其幼稚可想而知。但是自己卻頗有一點自命不凡的神氣。記得衍梁也寫了文章，題目忘記了，其幼稚程度同我恐怕也在伯仲之間。
這些舉動當然會惹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我們學校就設有什麼訓導主任，專門宣傳國民黨黨義和監視學生的活動。他們散布流言，說濟南高中成了“土匪訓練班”。衍梁當仁不讓的是“土匪”之一。對他們眼中的“土匪”們，國民黨一向是殘酷消滅，手下決不留情的。不久，就傳出了“消息”，說是他們要逮捕人。胡也頻先生立即逃離濟南，到了上海。過了沒有多久，國民黨反動派終於下了毒手，他就在龍華壯烈犧牲了。
我們這些小“土匪”們失去了支柱，隻好變得安分守己起來。一轉眼到了1930年夏天，我畢業離校，到北平考上國立清華大學，同衍梁就失去了聯係。一直到1946年，我從歐洲回國，1947年回到濟南，才再次同他見麵。當時正處在解放戰爭高潮中，濟南實際上成了一座孤城，國民黨反動派眼看就要崩潰。記得我們也沒有能見多少次麵，我就又離開濟南回北平來了。
又是一段相當長的別離。好像是到了“四人幫”垮台以後，我才又去濟南見了衍梁。他當了官，對老友仍然像從前那樣熱情。七年前我回到濟南開會，一中的老同學集會了一次。五六十年沒有見麵的中學老同學又見了麵，實在是空前盛會，大家都興奮異常。我想大家都會想到杜甫的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而感慨萬端。我見到了餘修、黃離等等，衍梁當然也在裏麵，而且是最活躍的一個。此時他已經不戴烏紗帽，而搞山東科協。看來他的精神很好，身體很健康。誰也沒料到，不久餘修謝世，去年衍梁也病逝北京，這一次盛會不但空前，竟也絕後了。
我久已年逾古稀。但是一直到最近，我才逐漸承認自己是老人了。中國古代文人常用一個詞兒，叫做“後死者”，我覺得這個詞兒實在非常有意思。同許多老朋友比起來，我自己竟也成了一個“後死者”。當一個“後死者”是幸運的——誰不願意長壽呢？但任務也是艱巨的。許多已死的老朋友的麵影閃動在自己的腦海中，迷離曆亂，不成章法，但又曆曆在目，栩栩如生。據說老年人都愛回憶過去。根據我自己的經驗，這並不是老年人獨有的愛好，而是在沉重的回憶的壓力下不得不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