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拿晚秋的樹葉來比老年人。在木葉凋零的時刻，樹上殘留的葉片日益減少。秋風一吹，落下幾片。秋風又一吹，又落下幾片。樹本身也許還能做夢，夢到冬去春來，樹葉又可以繁茂起來。老年人是沒有這種幸福的，他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葉片日益稀少，淡淡的或濃濃的悲哀壓在心頭。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詩，魯迅的散文詩《過客》都講到，眼前最終是一個墳墓，“人生至此，天道寧論”，古人已經歎息過了。我自認為是唯物主義者，知道這是自然規律，不可抗禦，無所用其悲哀。但話雖這樣說，如果說對生死絕不介意，恐怕是很難做到的。
現在我中小學的同伴生存的已經絕無僅有了，衍梁的麵影，也夾在許多老朋友的麵影中活躍在我的腦海裏，等到我自己的麵影也活躍在比我更後死的朋友的腦海中時，恐怕再沒有誰還會記得起衍梁了。我現在乘著他的麵影還在閃動時，寫下這一篇短文，希望把他的麵影保留得盡可能長一些。我現在能做的也就隻有這些了，嗚呼，真叫做沒有法子。
1987年7月23日
悼念沈從文先生
去年有一天，老友肖離打電話告訴我，從文先生病危，已經準備好了後事。我聽了大吃一驚，悲從中來，一時心血來潮，提筆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自詡為倚馬可待，情文並茂。然而，過了幾天，肖離又告訴我說，從文先生已經脫險回家。我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又竊笑自己太性急，人還沒去，就寫悼文，實在非常可笑。我把那一篇“傑作”往旁邊一丟，從心頭抹去了那一件事，稿子也沉入書山稿海之中，從此“雲深不知處”了。
到了今年，從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應該寫點什麼的。可是，由於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懶於動筆，一直拖到今天。同時我注意到，像沈先生這樣一個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點不太正常，我也有點不解，考慮再三，還是自己披掛上陣吧。
我認識沈先生已經五十多年了。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讀他的作品。我覺得，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隻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我同沈先生打交道，是通過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丁玲的《母親》出版以後，我讀了覺得有一些意見要說，於是寫了一篇書評，刊登在鄭振鐸、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上。刊出以後，我聽說，沈先生有一些意見。我於是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同時請求鄭先生在《文學季刊》創刊號再版時，把我那一篇書評抽掉，也許是就由於這一個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緣，我們就認識了。我當時是一個窮學生，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社會地位，雖不能說如雲泥之隔，畢竟差一大截子。可是他一點名作家的架子也不擺，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同張兆和女士結婚，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擷英番菜館設盛大宴席，我居然也被邀請。當時出席的名流如雲。證婚人好像是胡適之先生。
從那以後，有很長的時間，我們並沒有多少接觸。我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他在抗日烽火中在昆明住了很久，在西南聯大任國文係數授。彼此音問斷絕。他的作品我也讀不到了。但是，有時候，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在饑腸轆轆、機聲嗡嗡中，竟會想到他。我還是非常懷念這一位可愛、可敬、淳樸、奇特的作家。
一直到1946年夏天，我回到祖國。這一年的深秋，我終於又回到了別離了十幾年的北平。從文先生也於此時從雲南複員來到北大，我們同在一個學校任職。當時我住在翠花胡同，他住在中老胡同，都離學校不遠，因此我們也相距很近。見麵的次數就多了起來。他曾請我吃過一頓相當別致、終生難忘的飯，雲南有名的汽鍋雞。鍋是他從昆明帶回來的，外表看上去像宜興紫砂，上麵雕刻著花卉書法，古色古香，雖係廚房用品，然卻古樸高雅，簡直可以成為案頭清供，與商鼎周彝鬥豔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