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門口，王魯生一把將她拉回來。她裝著被逗急的樣子說：“你幹嗎呀？”
“看你怎麼謝我。”他戴著兩顆完美潔白的假牙，笑嘻嘻地湊上來。“在電影院和那個人都行，就和我不行呀？”他的笑是笑給一個賤骨頭的。
小穗子一下子蹲下身，蒙著臉哭起來。他不動了，一聲也沒有。
“我這兒來人可多啊，待會兒讓人看見，我可說不清楚。”王魯生冷冷地看著小穗子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臉容。“看來你也挑人，不是誰都能碰的。”
她出了他的辦公室，一直奔到操場上。兩個老太太正從菜場買菜回來，討論著春節前分軍用臘腸的事。小穗子恍惚地想，什麼也不耽誤你們吃臘腸過年。她的布底鞋在柏油路上踏動，發出麻木的聲響，她恨這腳，他碰過腳。她突然恨身上的軍裝，因為他也穿著它。
小穗子從中越邊境打起仗之後，就沒再見劉越。她把王魯生辦公室裏發生的一切寫信告訴了他，就和軍區的幾個記者搭上了南去的火車。
幾個月後，她從野戰醫院回到城裏，所有的事和人都有些事過境遷。
我們把小穗子的變化歸結為她地位的改變：作品上了大報，全國的大報呢。她一腦殼亂七八糟的東西終於有了正經出路。幸虧沒跟邵冬駿成家，邵冬駿被打傷後再也不肯練功，長得白白胖胖，天天在家汆肉丸子。我們不知道小穗子正經曆的苦楚，她一回來就聽說劉越的女朋友自殺未遂，為著要拉回劉越。女朋友的父母也去了籃球隊，說劉越這個王八羔子把他們閨女的甜頭都吃了，就想不認賬了。劉越發現，不認賬已不大可能了。
小穗子後來去了北京的電影廠修改劇本。臨走她聽說劉越的女朋友跟一幫高幹子女搞色情舞會，被人檢舉了。劉越和她取消了婚約。
七十年代的最後一個月，軍區舉行了一場自六五年後最大的軍事演習。我們不再像過去一樣，把這類事看成政治表現的主要得分機會。我們中最新的兵，也有四年軍齡，對英雄主義的興趣不那麼強烈了。演出小分隊還是組織起來了，主動報名的人，就會遭人打趣：去掙營養補助吧？每個參加演習的人都能得到一筆不錯的營養費。
一星期的行軍後，籃球隊要在駐地搞表演賽，幾十個球員住在機關直屬隊營地。體工隊、警衛營、通迅營一塊分擔駐地警戒，站二十四小時的崗。我們偶爾看見劉越獨自在球架下練球，嘴上叼根香煙。他練球時眼睛從不斜視，投了好球也不像過去那樣滿麵得意了。他幾乎不苟言笑，我們忘了他有顆生動的小虎牙。
我們一看見他練球就遠遠地站著觀看。那也是一種舞蹈，每一個騰空都和地心引力掙紮一刹那。那一刹那，就被鑄塑在空間，成為一個完美的塑像。縣城中學的球場在墨綠的山凹裏，冬天的雨粉細地飄在空中，很久才落到地麵。劉越給我們的錯覺是他每一躥跳都要發生某種突破，突破自然的極限，成一個自由物體上升。
表演賽他打得非常出色，駐地軍分區的部隊為他傾倒。比賽的第二天晚上，一個十六歲的新球員發低燒，劉越便為他代一小時的夜崗。他是軍官，按說不必站崗，但他總是替年紀小的新球員站夜崗，似乎為了白天的半天休假。劉越偶然會吃一驚，意識到那麼愛起哄的自己現在不合群了。
他披著棉大衣站在哨位上，夜裏的山顯得非常近、非常大，山坡上是淡綠和淡藍的點點磷火。過了這座山，再行軍一天，就是大演習的地點。野戰軍已經先到達了，野戰包紮所和後勤部門正在連夜行軍向那裏進發。直屬隊清晨四點就要開拔。劉越看了一眼表上的夜光點，還有一小時。他的右手按在手槍上，手槍被他抽出槍套，此刻待在他的大衣口袋裏。這是打開了保險的槍，飽含子彈，因此他得小心地按住它。
三十米外，是個公共廁所，廁所有十個窗口，正對著哨位，若是劉越此刻練靶，他可以拿它們瞄準。廁所裏的黃渾燈光透出窗子，很好的靶心。
偶爾有急匆匆向那裏去的人影，劉越便問一聲口令。對方一麵回著口令，一麵已進了廁所。不少人對口令毫不認真，隨便回一句話衝到廁所裏。就在這時，一個挺拔的身影從政治部宿營地出來，快步向廁所走。他斜穿過劉越麵前的開闊地，步子自信、彈性十足。如此挺拔的一個政治部首長看上去十分荒謬，至少劉越這樣認為。他向他喊：“口令！”
挺拔的首長愣住了。
“口令！”
“是我，組織部的……”
“不準動！口令！”
“我要上廁所！”
“再動我開搶了！”
……他終於把口令記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