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自“五餌三表”至《治安策》全文，並沒有直接主張對匈奴重開戰事，但是，《治安策》中的下列對匈奴國力的估計，卻是極有煽動性的:
臣估計匈奴的民眾，隻不過相當於漢的一個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臣甚為當權的大臣們羞愧。
而在《新書·匈奴》篇中，賈誼則有更具體的估算:
估計匈奴大致有六萬騎兵，若以五口人出一兵計算，人口當在三十萬，不過相當於漢的一個千石大縣。
但賈誼的這個估計，是明顯偏低了的。據《史記》、《漢書》等實錄性史著，漢武帝時匈奴有騎兵三十餘萬至四十萬人。那麼，按賈誼的算法，人口應為一百六七十萬至二百萬之間。西漢在漢景帝年間至武帝初年的人口，當在兩千萬以上。那麼，漢皇朝的人力約相當於匈奴的十倍，而綜合國力則必在匈奴十倍以上。實際上，此時漢皇朝若是橫了一條心與匈奴拚實力，當是必勝無疑的。所以，賈誼的對匈奴的估計雖是偏低，但因漢、胡實力過於懸殊，故偏低亦無礙於其觀點的正確性。
不過，賈誼的觀點，在漢文帝時卻是孤立的。大臣們已嚐足了無為方針的甜頭，要實現對匈奴的從守勢向攻勢的轉變，其實是相當難的。漢文帝看樣子是有此接受賈誼的估計，並有與匈奴一決雌雄的決心的。要知道，漢文帝曾為代王，代國正好就是與匈奴接壤的邊境分封王國，本就處於抗擊匈奴前沿，可以說，他的前半生一直是在抵禦匈奴的烽火中度日子的，並不是沒有見過打仗世麵的人。不過，他的為人比較穩健，所以並不輕舉妄動。據《漢書·文帝紀》，漢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漢文帝也終於等到了一個恰當的時機，因為自衛反擊，是任何大臣所不可能反對的。於是，漢文帝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人擊匈奴，“皇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打算親自帶兵征伐匈奴。群臣諫勸，皇上不聽。直到皇太後再三逼著皇上留在京城，皇帝才未能禦駕親征。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奕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這可以算是漢皇朝對匈奴由守勢轉入攻勢的一個前奏曲。盡管漢文帝這一決策是否肯定與《治安策》有關，史無明文，不便斷案，但是，從這樣一場大動作，並且漢文帝又打算親自帶兵出征來看，說漢皇朝此時已經從漢高祖平城之圍的陰影中走出來了，而且，說漢文帝此舉與《治安策》的觀點有一種呼應作用，大約是不算過分的。
至漢景帝時，盡管朝廷主要大臣還是傾向持重無為，但漢景帝的具體舉措，亦有某些變化。據《史記·孝景本紀》、《史記·李將軍列傳》、《史記·酷吏列傳》等篇來看，漢景帝削平吳楚七國之亂後，對匈奴的方針，亦為守中有攻，邊境多用名將帶重兵為太守，如郅都、李廣、程不識等，許以“便宜從事”，①①《史記·酷吏列傳》即在匈奴寇邊時，不必請示朝廷，即可自衛反擊。如郅都在任雁門太守自衛反擊取勝以後，匈奴嚇得直至郅都死前不敢近雁門一步，李廣等人自衛反擊亦累建戰功。這說明，漢皇朝從對匈奴的守勢轉入攻勢，隻不過是時間問題;同時也說明《治安策》中對匈奴實力的估計，雖不免偏低了些，但在鼓舞文、景兩朝皇帝的信心上，以及在對未來必對匈奴轉入攻勢的預見性上，確又是十分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