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背景下，《史記·李將軍列傳》中的這一段話就比較好理解了:
漢景帝死，漢武帝立。漢武帝左右說，李廣是名將。於是漢武帝將李廣從上郡太守調任未央宮衛尉;將程不識亦從邊郡太守調任長樂宮衛尉。
其時郅都已死。調抗擊匈奴有功的邊境名將李廣、程不識至中央朝廷任要職，顯然是個大動作。因為未央官是皇宮，長樂宮是太後宮，兩宮衛尉、即禁衛軍首腦，可以說是最顯赫的武職!調他們任此要職，固然是一種獎勵與榮譽，但在此背後，必有一個重要決策在。從漢武帝後來對匈奴確實大舉進攻來看，對照剛登帝位時的調李廣、程不識任中央要職，那麼，這一決策在漢武帝一當皇帝時就已形成了。要知道，此時的漢武帝隻不過十六七歲，相當於今之中學生年齡。如果我們不相信世上真有生而知之的天才的話，那麼，若不是漢景帝死前的囑咐，那必是漢武帝當太子時即已熟讀賈誼的《治安策》及其他上書。而且，以常識推論，皇帝訓練太子接班，必較一般人教育子弟更為認真，所以漢武帝登帝位前熟讀《治安策》的可能性應是極大的。
不過，盡管剛上台的漢武帝胸中藏有一個對匈奴轉入攻勢的戰略決策，他還是必須耐心等待，因為，除了老臣們主張持重無為以外，他還有一個祖母，竇太皇太後，是信奉道家無為學說的，所以，凡漢武帝稍有一些變革，太皇太後立即製肘。漢家以孝治天下，祖母孫兒有磨擦，隻能是當皇帝的孫子讓步。所以，直到建元五年太皇太後死了，建元六年漢家朝廷始有對匈奴的戰和之議，而此時主和派還占了上風。到元光二年朝廷再一次展開戰和之議時，主戰派才因漢武帝的支持而占了上風，決定了在馬邑采取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作戰方案。此戰雖因匈奴的警覺而未能成功，但從此漢、胡之間進入戰爭狀態。此後，漢武帝多次派兵將出擊匈奴，使匈奴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於是，漢皇朝由自衛反擊轉入乘勝追擊，開拓邊疆，將統治區域向西北部推進。此後，匈奴從根本上說，已不能對漢皇朝構成威脅力量，關於漢武帝與匈奴的作戰，許多史書敘之甚詳，人詳我略，我們就不說了。
從《史記》、《漢書》的記載來看，漢武帝對匈奴境內地理情況是相當熟悉的，大約自李廣、程不識一直到後來的一些將領，漢武帝與他們應進行過相當詳細的交談。他在與匈奴作戰中的準備工作，必比史籍所記載的要認真、周到得多。不過，若就每次出兵情況而言，他的戰略指導似並不是很有章法，更多的是以漢皇朝的雄厚國力與匈奴硬拚!我們前麵說過，當時漢與匈奴的人口對比，大致是兩千萬對兩百萬，加之各分封王國俱已削弱，政治集中，.財力集中，所以，硬拚的結果，終於匈奴敗而漢勝。不過，漢皇朝付出的代價是:天下虛耗，戶口減半;而且國內還因此陸續發生了大批的小股農民起義的狀況。代價也是大的。
唐人杜甫的《兵車行》雲: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武皇，即漢武帝。雖是借漢喻唐，但作為對漢代武帝與匈奴之戰中造成民生凋敝的描繪，亦是相當準確生動的。
不過，盡管這場戰爭的副作用極大，我們仍是切不可低估了賈誼《治安策》中的思想，包括其時對形勢的估價及漢武帝的實踐。我們遍觀中國曆史，凡是中原政治統一時期，雖間有因統一富強而不免生出開邊黷武之心，從而對漢族與少數民族均造成苦難，但這種苦難往往比較短暫而為害較小，但是，一旦中原發生分裂，力量減弱，邊境少數民族統治者進軍中原之時，如曆史上的五胡亂華及唐末五代時期，往往戰亂頻仍、持續、拉鋸、激烈而對漢族及少數民族雙方百姓為害較大。而結束這類局麵的英雄人物，如唐太宗、宋太祖等人，在治國方案上，又差不多無不遵從賈誼《治安策》的鞏固封建中央集權的思想，以及采用漢武帝的治國經驗。曆史常有許多由深刻思想和偉大實踐結合而形成的閃光點，賈誼的思想與漢武帝的政治實踐，應該說是其中之一。